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我和同学五点半就跑到剧场门口，售票窗口挂了个“满”字大木牌，太失望了。其实除了我之外，她们都看过一遍了。我看过五遍。真好看！

一辆轿车开过来，停在剧场门口。我们都打算走了，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演员！她们的南方话特逗！我觉得特好听。我们就站在台阶上看他们又说又笑又比划地走进剧场。我认出演许仙的那个演员，没想到他鼻子那么大！

最后下车的是白蛇。我们全都不说话了，盯着她看。她比其他女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脸红了，烫极了！) 她长长的脖子，一直袒露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难，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对了，她的皮鞋没系鞋绊儿，金属的钮绊随着她每一步发出“叮叮”的很轻的碰击声。本来这声音是不该被听到的，可是所有人都太静了，都看她看傻了。

我这些天的日记怎么总在写这件事呢？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

妈总说我不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呀！

不过小梅、李莉她们呢？她们看见白蛇不也是目瞪口呆的吗？我敢打赌她们跟我一样迷上了她，想去碰碰她的身体。就是她们不会承认。我也不跟她们去承认。我得把这本日记锁上，谁也别想看。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雨

我和李莉她们到最后也没等到退票，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非进去不可！

白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已经化好了脸，长睫毛跟羽毛扇似的！她像在接谁。等了两分钟，她看看表，就要进去了，跑上来一个男的，两人使劲握手。不知道谁领的头，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嚷起来：“白蛇阿姨，带我们进去吧！…………”我们反来复去就这么冲着她嚷。她根本不搭理我们。快要走进剧场了，她回过头对我们笑起来说： “我只能带你们一个人。 ”她的南方话特好听，把“一个”说成“一锅”。她看看我们七八张脸，指着我说：“你刚才乖，没有喊，我就带你进去吆。”

我的朋友全都成了叛徒，嚷嚷：“她看了五遍了！”

她领我到后台。我看一下手表，她眼睛瞪大地说：“这么小个男娃娃带手表啊！”

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她把我使劲看着，说：“那你头发这么短啊？游泳头是不是？”然后她就让我自己找地方看戏，她要换衣服了。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被人哄走。终于在观众席最后一排找到一个空座。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开仗。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

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做到她？我怎么回事呢？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和银色的锡泊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来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露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训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干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不意识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让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

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黄泥。我喝这黄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的，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俩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挨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决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杂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的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