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学到享誉全省的加秉高级中学是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离下一年的高考恰好还有三百六十五天。那时我刚从一场校园霸凌里脱皮掉肉地逃出来，关于那场霸凌的起因我懒得多说，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我吻在一个女生的嘴唇上，并且以为她也喜欢我。
可是她不喜欢，而且被我吓坏了。她把我当时怎样亲她的在一个课间同着全班添油加醋地嚷了出来，吓坏了全班女生。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某班一个女生亲了另一个女生的细节以一种极其夸张的描述传遍全校，吓坏了全校师生和师生们的家长。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被搅动得天翻地覆。那一段时间，我突然成了群起攻之的对象。这些攻击中似乎又含着某种“正确”，这“正确”命令我不可以反击回去只能咽下苦果。我很快消瘦下去，两颊凹陷，手背上青筋鼓起，整天都没有精神，月事也不再准时。
最令我悲哀的是，我曾喜欢的那个女生自从成为那个吻的“受害者”之后，时常自鸣得意地向别人分析我私下和她说过的所有话里有多少暧昧的成分，而善良的她当时又是怎样天真地看作那是女生间的“纯友谊”，从而获取他人充满同情的关注。
我父母忙着外出跑生意，我能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我硬捱完那学期剩下的一个月，趁着他们回家的机会，编一个理由说学习压力大想要转学。那时我父亲正打算把家里的生意做到更大的城市去，我提出要转学的时机再合适不过，手续速速办好了。
到了新城市，我决定培养一个新的生活态度：抽离情感，对人群保持距离。这距离越大，我便越自在。我不想重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进骨头里的窘迫，如果一时没办法离开人群，能保持与他人心理上的特定距离也不错。总之，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把感情毫无保留倾倒而出。
母亲非常满意加秉中学的严格，她认定我在不受监督的日子里过得随意散漫，这种态度和高分数或者好未来天然对立。在那座寄宿制中学里，没有节日，没有四季，没有自我。学生被圈在一片狭长的灰色冰冷建筑里，把头埋得低而又低，张开眼写卷子，闭上眼背错题。只有在一个月一次的班会里，学生们才会抬起头，对着黑板一起喊响亮口号：“我，特别努力；我，特别优秀；我，特别有思想！”
我去寝室安顿行李的那天是个周五，空气湿热，到晚间天气还是异常酷热，不见一点下雨的迹象。我逆着人群，沿着女生寝室楼西边的落地玻璃窗长廊拖着行李箱，第一次看到加秉中学气派的教学楼和运动场，以及校园高墙外高耸的山林风景区。我对住在哪里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那时的我不喜欢的，是加秉中学严苛的宿舍管理制度：一周只能在周日外出洗澡理发。刷牙吃饭起床熄灯要按照铃声指示，铃声不响不许动。宿舍里不能存放任何与学习无关的物品。（“任何”二字在行为规范守则上标了黑体。）宿监每晚都会在熄灯前检查每一间宿舍的“违禁品”，发现一律没收通报班主任，东西绝无交还的可能。
我对这一套规则很不喜欢。我原本想转来之后，还是住在家里。父母常常彻夜不归，我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晚自习结束到第二天上课前不受学校里那些莫名其妙的规矩管辖，不知有多自在。可是计算下来回的交通时间我发现，如果要每天准时上学，那么需要凌晨三点半起床出门一刻不停，才能在早上六点回到位于郊区的学校空着肚子参加早自习。我便不再坚持这划不来的逃跑计划，安慰自己在这种学校里读书每周竟然还能回家一次也算不错。
女生宿舍的四人间一个接着一个，唯独我住的房间例外，那是全宿舍楼唯一的三人间。这个三人间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宿舍，而是经过简单改造的小杂物间。我转到加秉时，新一轮高二女生的宿舍分配刚刚结束，只有这间狭小的房间还剩下一个空位。
其实这些宿舍之间的大小造成的差异根本可以忽略不计——无论推开哪一间的门都是一样的开门见窗。窗前紧挨着一张极小的木制书桌，门的右边是一架薄铁皮衣柜。衣柜和书桌之间放着一张上下铁床，那铁床的对面是另一张上下床。虽然我事先对这种宿舍的简陋做了心理准备，但是等到真的亲眼看见现实恶劣情况，心中却还是充满幻想被打碎的伤感。
见过那些标准统一的四人间后，我看待我的三人间如温馨的快捷旅馆：房间只有一张结实的木架上下床，本来应该放置另一张铁床的位置上现在是一张纯实木打造的单人床。木制书桌换成弧线优美的圆桌。衣柜安装了有着白色百叶窗的推拉门。单人床旁边的墙壁上还挂了一幅有着蓝色甲壳虫汽车的黑框英文风景画。
这间三人间事实上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住一张上下床，我住上床。那个住单人床的女生常年不在学校过夜，自我搬进来，我从未见过那个女生。倒也不能说这种局面带给我多大的惊喜——因为我这所谓的室友，性格实在古怪。
例如，我在房间里吃橘子，边吃边随手把橘子皮剥在我面前那一片圆桌面上，她就一定要我放下橘子瓣，立刻把橘子皮丢进垃圾桶之后再吃。如果我稍作反抗，表示等一下再收拾也不迟，她则会一本正经看着我，指着那些碎橘子皮对我重复“桌面不是垃圾桶”，等到我终于无法忍受她如录音一样的反复，把橘子皮丢进垃圾桶才停下来，然后快步上前换上新的垃圾袋，因为她不能接受垃圾桶里有垃圾。或者，她永远要把她床上的被子叠成“豆腐块”，“豆腐块”稍有松散便立刻抖开被子用沾水的梳子把被子的四边硬压出棱角才罢手。再或者，她每天早晨醒来后要先做三十个仰卧起坐再从床上起身。她三十个仰卧起坐完成，宿舍楼内的起床铃声响起，一秒不差。她在我的正下方动作，每动一下，我们的床就剧烈地震动一下。她运动完毕，伴着起床铃轻巧地去刷牙洗漱，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乎完全没注意到上铺一脸愤怒的我已经在半个小时前被她闹得睡意全无。
我认真向她解释过她的作息为什么能给我带来麻烦，可她相信她所作的都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考试背书的时候更有精神，没有必要做改动，甚至友善地劝我也和她一样自律起来。每次她把话说到这一点上，我便不好坚持下去。她没有错，我也没有。当我觉得她追求做事符合某种规律近于死板的时候，她也许正认为我做人无精打采得极其严重。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此处的装潢与其它房间不同。我既是真的好奇又是希望借闲聊打断她每晚熄灯前不把《蜀道难》全文背出声来就不睡觉的毛病。她在一片安静中背书的声音细细簌簌，比听大声公放的广场舞还让我睡不着。
“噫嘘唏，危乎高……”
“田羊。”我把头稍微从床上探出来叫她。“我问你，为什么我们这间和那些间不一样？”
田羊顿一下，说：“你别打断我，一旦开始就不能打断，断一点儿我就忘记接下来是什么了。我又不比你们文科生记性好。”
“等一下再背不迟，”我真心的想法是她最好从此以后就不要背下去了。“那张空床是怎么回事？怎么从来不见有人住？”
“那是个病号。”田羊指指那张有着席梦思床垫的单人床。“本来她也是住校的，后来身体不好了，好像是什么要透析的病，离不开医院。一开始每周回来住个两三天，现在根本不回来住。问完了吗？我得接着背，要不然一会儿熄灯你就要睡了。”
我没料到她最后的那句话，既然不想打扰我睡觉，为什么干脆就别背了？为什么熄灯前非要小声念点什么？我的头开始疼了，不想再多说什么，狠狠把遮光眼罩摁在脸上。
“李凡你今天的事情是不是都做完了？”
我没说话。田羊接着说：“你要是没什么事，要不要和我一起背？睡前默念有助于加深印象，反正这篇文理都要考。”
我翻身，单手把头夹进枕头。
我第一次同这位神秘病人接触在此事发生的三周后，在那之前，我一直睡得不好。然而这种睡眠不足与田羊并无太多关联：我厌恶那个“特优”文科班的高压氛围，而在睡前却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读。只要那位宿监老师还在坚持每晚的宿舍检查，我的“闲书”就毫无侥幸存活之理。我曾与那位身材又胖又高的中年女宿监展开过几场关于“睡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有什么不良影响”的辩论。每一次，我都轻松取胜，毫不费力地战胜怒目圆睁的宿监。但无可挽回的结局永远是气得满脸通红的宿监抄起记过的簿子在我的名字旁画上一个大红叉，我在次日上交一份题为“为什么我不应该和宿监顶嘴”为题的检讨书告终。如此反复几次， 我意识到我需要采取另一套保全书籍的策略——我把书装入一个塑料袋，黏附于单人床下靠近地面那一面底板。那片隐蔽的地方，即使是彻底搜查，也不会有人念及。
那个周日上午田羊不在，房间里只剩我一个，我背着门，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将头埋进单人床的床底，十分小心地把书藏起来。
“你在做什么？”身后传来一道清澈的女生嗓音。
我立刻从地面上爬起，后脑几乎撞上床底。目光所及，一个女生身穿一件浅蓝色的亚麻衬衫站在门口。她的领口微微敞开，一条柔软的素色过膝长裙轻轻垂落，轻触着修长的双腿，而脚上则是一双质感细腻的系带皮鞋。她拖着一个米黄色的行李箱，好奇地打量着我手中书的封面，她的目光洋溢着纯真而灵动的光芒，令我怦然心动。
“没什么。”我冲她扬扬那本书。“我在黑暗里躺着。老是想这想那。也许是魔鬼在挑唆我。”不知怎的，我心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坚信她肯定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她蓦然而笑。是的，她听出来我在暗射《罪与罚》。她轻轻打开行李箱，将里面的衣物一件一件地抚平放置在单人床上。她一边整理行李，一边与我又聊了会儿陀思妥耶夫斯基。
她说她叫林洁莹，林是山林的林，洁莹是指人间最纯净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