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时我十七岁。那一年是昭和二十年，也就是公历的一九四五年。

那年仲夏的某一天晚上，大概是七月十七日或者十八日【注1】，一队从塞班岛飞来的B-29在沼津上空投下了燃烧弹。我在内浦的家里被引擎的嗡鸣惊醒。

我披着衣服从叠敷上坐起身，睡眼惺忪地朝窗外望去，远方群山背后的天空柔和地闪耀着橘红色的光。京都的五山送火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我想，虽然我只在画报上看到过。

还击的高射炮火在夜空中绽放出一团团浅黄色的蜜柑一般的小球，伴随着隐隐的爆炸声，像夏日祭典时放焰火一样。

过了一会儿，父亲在隔壁用手杖敲敲薄薄的木板隔障，问我：“是轰炸吗？”我说：“是。”停了半晌，他说：“仗打到头了。”

我用不着去追问父亲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言而喻，如果连沼津这样无足轻重的小市镇也成了大规模轰炸的目标，那只能说明其他大城市已经炸无可炸，而我们这个国家和它所谓的圣战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目睹这次轰炸以前，战争似乎距离我一直很遥远，完全是浦星广播喇叭里和新闻纸上的东西。唯一能把我和战争联系起来的就是我那当海军的父亲。他是位技术军曹，在吴港修理军舰。这年六月里他落下个不大不小的伤，只怪操作吊机的一个新手毛手毛脚，把一根钢梁不偏不倚地撞在了他腰眼上。

本来他们是打算把他送去广岛的海军休养所，但那个休养所早已经和海军自身一样穷困潦倒，名存实亡。最后镇守府索性开了份证明让他复员回家。

这可能是他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因为就在沼津被炸之后半个多月，美国人在广岛扔了个更大的炸弹，据说全广岛没一个人活下来。【注2】

又过了几天，就是玉音放送。那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绝大多数日本人第一次听到天皇说话。我一直觉得天皇是个只存在于相片上的人。我们家家都有他的相片，他老人家和皇后陛下身穿礼服一左一右站在那里，神情严肃，可相貌完全不威风，有点像我们的国文级任教师川岛先生。

那天正午，我们所有女孩子穿上校服站在浦星女校的操场上，一本正经地肃立。放完国歌，陛下悠扬的声音就从喇叭里传出来——然而很不幸，谁也没听懂半个字。那有点像是神社里的神官念的驱魔咒，而且还挺娘娘腔。直到学生会长黑泽黛雅做了一下简单的翻译，我们才明白这是一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黑泽算是内浦这个小地方唯一的名门之后，据说她的曾祖父是幕府的旗本，也有人说他们是沼津水野藩的分家。总之，因为家学渊源，这个写得一手华丽书法、会弹古筝的姑娘可能是当时唯一一个能直接理解那篇文言诏书内容的学生。

之后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放送在很多地方引起了特别可怕的反响来着，有人跪地大哭，有人拼命地撕扯头发，甚至有人当场就掏出刀来切了腹。但是在浦星的操场上换来的只有一片沉默。和我一样，对我们这个小村的每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件皮里膜外的事，战败并不能让我们产生多少悲伤，虽然我们也难免心情沉重起来。那天解散之后，我问黑泽：“以后会怎么样呢？”

“会变。”黑泽简短地回答。会怎么变呢？朝好的还是糟糕的方向变呢？我没来得及问，黑泽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她说这话的时候眼角眉梢似乎带有微微的笑意。

不过那之后唯一的变化，似乎也就是家家户户都把天皇的相片收了起来，因为有个可怕的传言说天皇已经被抓进了监狱，而占领军如果在谁家里看到摆着天皇的相片，就会把他们全家送到南洋去当苦工。然而事后证明，天皇还好好地住在皇宫里，占领军也并没有在内浦现身，无论美国人、英国人还是苏联人。就算是战胜国的军队，又有谁会在乎内浦这样的地方呢？内浦还是内浦，日子确实也还是和往日一样过下去。

但是我家的日子渐渐不太好过起来。父亲的腰伤不见好转，积蓄也快花完了。除了捕鱼和做腌渍，我实在没什么赚钱的手段，或者说内浦也没有什么能让我赚钱的渠道。于是到了九月，我就向浦星女校申请了休学。我打算去沼津找点活计，今年一月沼津第一次遭遇小型空袭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那儿。

“我想去沼津看看。”拿到休学许可的当晚，我对父亲说。他吃了一惊，放下饭碗，他的饭碗里只有一半米，另一半是粗麦和糠皮，混着几块土豆。他把烟斗拿起来，但是并没划火柴，只是用手掌摩挲着那油光可鉴的斗肚。

“你能去做什么呢？”他说得很慢，听起来挺伤心的。我以为接下来他会用各种方式劝阻我，但是他说完这句就沉寂下去了，只是低着头继续摩挲他的烟斗。

他那哀愁的样子着实可怜，于是我停下在壁橱里翻找衣服的手，坐到父亲身边，认真地说：

“至少总能找到点体力活干干。”

其实我是打算去找个收人卖货的店家，或者在街头卖点香烟，甚至当个女招待之类，但我怕父亲会为这类差使担心，就没说出口。

“如今怕是连男子汉都找不到事情。”他的头更低了。“你就算力气再大……”

我本能地捏了捏自己的胳膊，肌肉硬硬的。常年在海里游泳、潜水和操船锻炼出的这身肌肉，算是我勉强能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同样年纪的男孩子我肯定是不输给他们。这样一想，临时捏造的藉口反而让我有了新的底气，说不定我还真能靠卖力气赚到点钱。

“找不到活计，我再回来。”我看着父亲几乎快要垂进碗里的头。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是他蓬乱的头发里已经能看到一些银白色的痕迹，像黑板上没有擦净的粉笔线。

“果南，连累你了。”父亲说。

我料到他早晚会这么丢这么一句出来，以至于有点气恼。“您已经养活这个家快二十年了，爸爸，我才养活您三个月，再怎么样也请别忘记这一点。”我几乎是有点严厉地回答他，声音很大。他吓了一跳似的抬起头看着我，额头上挤出几道深而广的横纹，像隶书的“三”。他眼睛里满是血丝。

“您吃饭吧。”我硬邦邦地说。

一晚上没怎么睡好。天色微明，我就爬起来给父亲煮好了一天的饭，然后出发去沼津。当然我没穿和服，而是翻出了过去学校集体农作时发的防水鞋和工装。

口袋里我一分钱也没放，心想如果今天没寻得出路，还是要回家来吃饭，总不能把钱浪费在外面。我当时有这么个执念：总不能把钱浪费在外面。但是到了沼津，我才意识到，那里并没有可花钱的地方。

从内浦到沼津要沿着海岸走上十二公里。在路上我已经感觉出哪里不太对头。以往去这座距离我们最近的市镇总能搭到过路的车，有时候是本村渔民的马车，有时候是从南伊豆过路的长途客车，东海自动车会社的日产90型，因为战时燃料短缺被改装成了木炭车，在背后装着一个滑稽的煤气炉子。车里挤满二三十个各式各样身份和穿戴的人，不知怎么总是弥漫着一种类似鸡粪的味道。运气好的时候，售票员甚至会免费捎带上一程。偶尔还能碰上在内浦的浴场打发完周末返回有钱人的小汽车，这一带的有钱人比较粗鲁，但是又很热情。他们会主动停下朝你打招呼：“去沼津吗？老子带你一程。”三四年前我就搭过一次。驾车的大叔还塞给了我两块巧克力，“美国货”。尽管那时候已经炸过了真珠湾，新闻纸上天天看得到含有“鬼畜米英【注3】”的黑体字标题，但大家还是喜欢美国的巧克力。我也喜欢。

但是今天我没遇见任何车辆。甚至也没遇到任何行人。一九四五年九月六号这个阴冷的清晨，我似乎是唯一一个向着内浦前进的人。富士山一直悬挂在我眼前的地平线上，随着我的脚步晃来晃去，山巅的积雪在阴沉的天色里有点发灰，而左手边骏河湾的海水颜色像晒干的昆布一样，海面上时时飘着些奇形怪状的垃圾，有几次我怀疑自己看到了残缺的尸体，不由得胃里有点发酸，就解下父亲的军用水壶，含一口水在嘴里轻轻漱漱。再一整团地咽下去。

这么时快时慢地走着走着，大约上午八点多，我在地平线上狩野川的水汽雾霭中看见了模糊沼津的轮廓。等我走到它面前时，太阳已经变得比较明亮，我把这座久违的城市看了个一清二楚，然后我就马上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想来沼津了。

因为沼津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知道燃烧弹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现在沼津用它的遗体为我详细解说了燃烧弹究竟为什么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我所能记得起来的沼津是个很简单但是让人舒服的地方，古旧的木板建筑、红褐色的砖房和浅灰色的水泥房子互相拥挤着，但是并不争抢，沿着狩野川两岸铺排开来。离开河岸和海岸稍远些的地方有很多树，密密层层地从房屋中间露头，从远处看过去像石板路上长满的青苔。城里有间电影院，我去看过几次，只记得一部讲西乡隆盛事迹的片子，索然无味，而那些我觉得有趣的电影却一部也回想不起来了。常去的是照相馆，从小到大照了很多照片，到发育期长个子那几年特别喜欢去照，然后把照片排列在一起对比着，欣赏自己的生长速度。有几张是穿着不合年龄的和服，过后看起来相当不堪入目。还和父亲去过一间很大的水产市场卖货，号称伊豆的筑地，不过腥臊的味道连我这种常年捕鱼的孩子也有点难以忍受。还有一些饭馆，卖荞麦面、咖喱饭和一些牛肉或海味的炖菜。也有卖冰淇淋的冷饮铺子、出售各种画报兼卖唱片的小书店。我曾经想过长大以后有了钱要买一部电唱机，但这个梦想持续了几年之后，却发现想不到什么自己爱听的歌儿，于是在实现的希望还一点没有的时候就放弃了。燃烧弹把这一切全都变没了。

倒也不是不留痕迹地夷为平地。每样东西都留下了一点影子。木板房留下了一些黑漆漆的支出地面的木头，像巨大的烧过的火柴头。红砖房和水泥房留下了断壁残垣，或是烧得空空荡荡、张着一排黑洞洞窗口的楼体，好像当初正在建造到一半的模样。电影院留下了半块歪歪斜斜的招牌，丢在瓦砾堆里。而轰炸过去了一个半月，似乎什么都没恢复，什么都没重建，衣衫褴褛的人群游走在或是歪坐于废墟之中。不知道他们晚上会住在什么地方，大概是继续把这些废墟当成家，而且安于现状。没有商店，没有小吃摊，没有任何一个卖任何东西的小贩。没有任何看起来正在工作的人。奇怪的是我并没觉得怎么悲伤，而我遇到的人们从神色上看似乎也充满了乐天知命的平静，好像这一切都是他们自业自得。说到自业自得，战争期间我在画报上看过不少和我眼前的情景类似而没有如此真实的照片：上海，重庆，新加坡，马尼拉，还有其他我记不得名字和位置的城市，而我们将那些废墟称之为皇军的伟大胜利。

我在沼津漫无目的地走着。靠近市中心的时候逐渐看到一些临时搭起来的棚子，材料似乎是能在这个称谓垃圾场的城镇里挖得出的任何东西。有几口冒着白气的大锅，不知道在煮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每口锅前面都排着又黑又粗的一条队伍，走近的时候能看到大多数是女人和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样餐具，大多数是军队那种腰子型的饭盒和搪瓷的小盆，而也有其他被当作餐具替代品的东西，我看到有个人似乎是拿着一个便桶。

我举起军用水壶喝了几口水。

太阳渐渐升到天顶。我开始盘算接下来的时间是继续在这里碰碰运气，还是掉头返回。我想碰上运气的可能性是不太大，因为我毕竟身处全日本最倒运的城市之一。沼津是彻底完了，我以为它比内浦有希望，但是内浦才是幸存者。我想起几年前学过的一篇课文。讲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故事。两个小男孩，是表兄弟。一个穷，一个富。富孩子住在纽约城，穷孩子住在郊外的小农庄。大萧条来了，城里的富孩子只能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最后饿死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穷孩子却靠着农庄的食粮活了下去。这篇课文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作为敌人的美国已经衰退得如此可怜，然而现在轮到了我们自己来体验同样的情形。

但我又鬼使神差地不想离开，我总觉得有些什么人和什么事在这里等着我。于是我又继续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今天的风有些大，而且净是旋风，卷着废墟中最不缺少的东西，灰土。一个个轮廓清晰的小龙卷在我前后左右摇摆，时而拥抱我一下。很快我的工装就变成了看起来挺干净的灰白色。

忽然间，我眼前冒出一个奇妙的情景，就像童话故事里黑暗森林中老巫婆的小木屋。

在一栋尚未完全垮塌的建筑——似乎是骏河储蓄银行的大楼【注4】——的一层，有一扇门。一扇歪歪扭扭、明显是轰炸过后七拼八凑勉强装上的门，而门上用紫色油漆写着四个汉字：“小原商事”。下面还有一行英文，我只能认出代表那名字的O'Hara。

这是我今天在沼津第一次见到称得上是重建的东西。称得上是在废墟中做了点什么恢复的事情。

大概这就是我直觉中在等着我的那件事，我这么想着，走了过去。敲敲门。

上天作证，我只是想敲敲门。但我的手指关节刚一碰到门扇，或者说不知道什么东西拼凑起来的屏障一样的东西，它就垮了。我甚至怀疑自己压根就没碰到它，只是我这个准备敲击它的动作把它给吓垮了。它裂成六片，或者七片，轰然向内倒去。我听到门内传来一声轻轻的尖叫，女孩子的声音。透过一片腾起的白烟，我看到有个人形蹦了起来。

白烟散去，人形清晰了起来。她穿着身挺时髦的连衣裙。我说不上名字和款式，但是挺时髦。再向上看一看，是金色的头发和蓝眼睛。

“Amazing！！”她对我拍着手欢呼道。说的显然是英语。

美国人。

我打了个冷战，退后一步。我没想到在这里会碰上占领军。我知道占领军没有传说得那么邪恶，迄今为止他们唯一逮捕的日本人是几个将军，据说今后是要枪毙的。其中有那个秃头闪亮的东条英机，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连日本人都觉得他们是坏人。可我还是不想跟这些外国人打交道。

听说任何日本人见到占领军都应该要鞠躬，我就勉强地对她鞠了一个躬。

“打扰了！”我用日语说。如果她想要我赔那扇理论上的门，我想，那我就装作听不懂然后一逃了之。逃到施粥站那些队伍但中去，她肯定找不到我。要知道，我有个特长，就是能在人堆里把自己变得完全不显眼。

“站住！”这次她说的是日语，有点理所应当地怪腔怪调。她几步跨过来，抓住了我的左胳膊。而另一只手抓住了……

我的**。右边的。

她捏了捏我的胳膊，说，“Good！Very Strong！”又捏了捏我的**说：“Good！Very Big!”这我当然听得懂，尽管我的英文水平也着实有限。

这个小原商事，看来是占领军用来招募“那种人”的。我早有耳闻。

我用力甩开她的两只手，顺势用手臂护住胸部，大声地说：“No。”接下来却不知道该选什么词合适。但是我发现美国人的眼睛仍然盯在我的胸脯上。最后我急了，像小原商事那拼凑的破门一样拼凑出一个挺拙劣的长句子：

“I can’t do anything you tell me to do!”

美国人纳闷地看着我。“你说什么？我要让你做啥？哎？我并没说要让你做啥呢？”

她这一口仍旧怪腔怪调但是相当流利的日语让我越发地慌了。现在我也不能装作听不懂她说什么了。“我不干！无论什么也不干！”我说。

“你的胳膊这么有肌肉，太可惜了。”她摇摇头。

我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工装开始现出原色来。“我再有力气也不用在你那行当上。”我说。

“为什么？你觉得打架是很可耻的事情吗？”美国人歪了歪脑袋。

“打架？”

“对，打架。你没打过架吗？肌肉这么发达的人会没打过架吗？拳击，空手道，武士，忍者，嘿，嘿，嘿。”美国人摆开姿势胡乱比划着。

“没有。我只在小学的时候打过一个男生的屁股，把他推倒在地，骑在他身上打。”我边回忆边说，然后连忙补充一句：“我可没脱他的裤子。”

美国人狡黠地笑起来。“那你愿意替我打架吗？”

“保镖？”我摇摇头。接下来脱口而出一句后果可能很凶险的话：“我不想给美国人做保镖。”

我是做好了拔腿就跑的准备的，然而美国人接下来的话把我钉在了原地。“美国人？Oh my God！你在开什么玩笑，darling？我是日本人，地地道道的。我姓小原，喏，刚才你看到了吧，小原商事。那就是我咯！”

我摸不着头脑。“小原？是你？”

她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张名片，夹在两指间伸到我鼻子下面。“你看，你看。”

我接过名片，上面的名字是“小原鞠莉。”

“对不起，”我皱起眉头，“名字是怎么读的？”

“玛丽！也就是我的英文名Mary咯！我是混血儿。怎么样，看不出来吧？”她愉快地解释着。

我仍然在盘算着脱身的方法，冷不防又被她抓住了胳膊。

“刚才你破门而入，应该就是想来找工作吧？”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但是她已经抓着我把我强行拖进了屋子里。

屋子是以前银行的办公室，正中间还有张完整的写字桌，桌子后面有把貌似完整的椅子。桌子旁边摆着张看起来非常可疑的落满灰土的沙发。

“请坐。”她在办公桌后坐下，指着沙发热情地招呼。我考虑到一坐下去那沙发很可能像那扇门一样垮掉，而我会被弹簧戳进屁股，就笑了笑，表示自己站着也不累。

“Coffee or tea？”她又说起了英语。既然是混血儿，语言当然也是混血的。

“Coffee please？”

“对不起，咖啡没有了。”鞠莉像美国人那样耸耸肩。

“那就茶好了。”

“对不起，茶也没有了。”她又像美国人那样摊摊手。

“有水吗？”我问。

“没有。”

我叹了口气，拿起父亲的军用水壶晃了晃，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们还是谈正事吧。”鞠莉的语气像是刚才关于咖啡和茶和水的问题是我在没事找事一般。“那个……What's your name？”

“松浦果南。”我说，“松树的松，内浦的浦。因果的果，南方的南。”

“Kanan，”她重复道，“这名字挺像个帅气的男孩子的。”

“你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就是保镖、打手吗？”我问。

她神秘地笑了笑，举起一根食指左右摇晃，像钢琴的节拍器。

“你知道Mafia吗？”

我摇摇头。

“黑手党？Mano Nera？【注5】Black Hand？”

“这我倒是有印象。”我想起也是在一篇描述美国的课文里提到过。穿着黑白条纹西装，戴着滑稽的大礼帽，扣眼里插着玫瑰花。美国的大街上好像到处都是这种暴徒，没钱花了就随便闯进什么人的家里把人家打死，然后搜刮财产。

“对啦！就是那种黑社会！你知道卡彭吗？美国的阿尔·卡彭，他就是个Mafia特别厉害的头头，他是意大利人，在禁酒时期成了全芝加哥的老大。你看，我也是意大利人。”

“你不是美国和日本的混……”

“我妈妈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所以我又是日本人，又是美国人，又是意大利人。”她说。

“好吧，那你所谓的黑手党……”

“我要把小原商事建设成日本数一数二的黑手党。”她站起身，瞪起眼睛，隔着桌子凑近我的脸。奇怪的是说这段话的时候她日语口音的怪腔怪调完全消失了，比东京电台的广播还标准。“黑手党，懂吗？”

“所以你让我做的工作，就是跟着你一起当黑手党？”我问。

“Si！”她骄傲地竖起一根手指。“我是第一个成员，所以我是老大，Capo【注6】。你加入的话，是第二个。”她又竖起一根手指，像是在做一个“胜利”的手势。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被鞠莉折腾得一番头晕脑胀之后，我刚刚才注意到两件事。一，她长得非常美，像可乐海报和挂历上的那种西洋美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显得有点蠢，但又似乎不是真正的蠢。二，她的年龄与我相仿。

我说：“我该回家了，从这里走到内浦要好几个小时。”

她气急败坏地绕过办公桌拦住我的去路。“完全都不考虑一下的吗，松浦小姐？”

“我不会做坏人。”我说。

“坏人？”鞠莉变得有点凶巴巴的。“你凭什么认为黑手党是坏人？”

“我听说的黑手党都是坏人。”

“可是黑手党是英雄，你知道吗？加里波第？Garibaldi？Padre fondatore italiano？【注7】他们都在加里波第的旗帜下为意大利的统一战斗过！Rivoluzionario！Eroe！”她几乎是一边说一边跺着脚。“还有罗宾汉！水浒传！……日本也有的啊！任侠，极道，坂本龙马，木户孝允，新选组！”

“新选组肯定不是黑手党。”我说。

“总之我们不是什么坏人，我们做的是劫富济贫的买卖。”她不屑于和我辩论新选组的是非。

我冷笑一声。“沼津，或者说整个日本，如今你觉得还有富可劫吗？”

鞠莉更响亮地冷笑一声，鼻息很粗重。“怎么没有？一路上你已经看到够多的惨相了吧？那你知道沼津市长芝辻一郎阁下昨天的晚餐是什么吗？”

“是什么？”

“鲷鱼刺身。”鞠莉的蓝眼睛里似乎浸出了红色。“沼津有八万人在挨饿受冻，而他在吃一份可以换来四十个市民一整天口粮的鲷鱼刺身。还配了清酒。”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倒是有点奇怪。

“你倒是见怪不怪，那你就不想做点什么吗？”她逼问道。

“能做什么？你，我，两个女孩子。”我摇摇头。

“在考虑能做什么之前，首先要考虑想不想做。”鞠莉认真地讲着人生哲学。

“我想做的是回家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我说。然后我转身朝门外走。

“你有钱吗？你买得到粮食和药品吗？”鞠莉在身后说。我没有理睬她的刻薄。

“我什么都能给你，这些我家里都有。”她又说。

我犹豫着停下了脚步。

“只要你加入我，my dear。”鞠莉咯咯地笑。

粮食，药品。钱。

我慢慢回转身。

事后证明，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妥协，也是最幸运的一次妥协。

【待续】

【注1】历史上的沼津大轰炸发生在1945年7月17日凌晨。死伤合计约1000人，百分之九十的沼津市建成区遭到毁灭性破坏（美军统计）。

【注2】松浦果南听到的是当时一种夸大的传闻。这种传闻在日本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1950年前后。

【注3】意思是：流氓国家美国和英国。

【注4】这间总部位于沼津的银行现在依然存在。

【注5】意大利语，“黑手”。

【注6】意大利语，“Boss”。

【注7】意大利语，“意大利国父”。

附记：关于小原鞠莉眼睛的颜色。

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定在小说中采用蓝色，而不是人设视觉中的“黄色”。

因为作为历史题材，希望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真实感。现实中的人类是不会有金黄色眼睛的，除非因为某种疾病。

日系角色的发色和瞳色大多是动画、漫画等视觉场合为增强美感而做的超现实设计，而出现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会显得多少有些奇怪。

作为依据的例证是，海未形象上被设定为蓝色的头发，但SID小说中却有“柔顺的黑发”的描写。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www毕竟也只有这么一次出场的描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