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晚上七点时，我的房子里差不多挤进了一百人。这个小社区里的居民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接受了我——确切地说是我和凯特——的邀请。其余的虽然因为各种缘故无法出席，也当面向我们表达了感谢。

客人们对烤牛肉饼和鸡排非常满意，他们也喜欢凯特做的魔鬼蛋和西红柿培根卷，我烤的小松饼和葡萄蛋糕则深受小孩子们的欢迎。我敢说，假如我订的是蓝月亮[注1]而不是百威，邻居们恐怕会为我的健康举杯欢呼。

凯特帮了我的大忙。或者说，如果不是确信她愿意帮我的忙，我是不会自寻烦恼地来办一场派对的。实际上，我更喜欢安静的环境。

莫拉像我的新闻发言人。当我和凯特在草坪上为大家准备烧烤和调鸡尾酒时，她则在邻居们面前介绍我，说那些我在前一天告诉她的故事。

这使得我拉近了同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而副作用则是许多人开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围着我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喝醉了的俄国佬是否真的比他们清醒时更善于驾驶汽车，比如日本人是否真的会用录音诱骗海豚并将牠们杀死和吃掉，还有阿富汗到底是不是在非洲，等等等等。

所以我只好请他们到电视机前集合，拿出一些我在旅行时拍摄的录像，请他们自己寻找答案。

“让我们先从文明的欧洲开始吧。”我将一卷和威尼斯有关的带子放进录像机，“我担心一开始就出现和印度有关的画面会妨碍你们的食欲。”

我的调侃引来了一片笑声，而莫拉是最欢乐的那个。

她是个特别活泼的姑娘，尽管视野中只有模糊的轮廓和影子，却能够凭声音认出每一位身边的人。邻居们看得出都挺喜欢她的，帕克家的那对老夫妇简直要把她当成自己的孙女，几个在街对面合租一栋房子的女大学生还总是无法隐藏对凯特的羡慕。

“别相信她们。我敢说她们连给婴儿换尿布都不会。”在厨房中弄水果沙拉时，凯特这样对我说。“如果她们也得带着裹尿布的妹妹一起上大学，第一个学期就能让她们发疯。”

“我的天！”我给自己戴上名为震惊的假面具，“妳是说，妳在上大学时……”

“没错。我是那一年整个MIT唯一推着婴儿车去上课的。”凯特苦笑道，“许多人都以为莫拉是我的女儿。”

我故意将难以置信的表情挂满了整张面孔。

凯特一定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因而她解释道，“我的父亲是个人渣，我出生以前他就抛弃了我和我母亲……我母亲在波士顿经营一家餐厅，我在那里长大，靠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念完高中，然后去了大学。莫拉是我母亲和她第四任男朋友的孩子。那个男人挺喜欢我母亲，可他讨厌小孩……于是我母亲卖了餐厅和他一起私奔到意大利，把莫拉丢给了我……知道吗？”她带着一丝自嘲的神情望着我，“她们竟然用一个装香蕉的盒子把她和几包尿布一起扔在我租的房子外，而且连她的生日也没告诉我！”

“我想妳该给妳们的母亲打个电话。”我说。

“自从我18岁时离开家，就再也没见过她。”凯特将一只剥掉了皮的芒果扔进碗里，“但愿这辈子我永远也不用再听到她的声音。”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继续装傻，“我是说，生日的事。”

她在愣了几秒钟之后笑出了声。“妳真有意思，红发的安妮。”她开心地笑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现在她们用莫拉被送来的日期当做这孩子的生日。“9月23日。”她对我说。

“天哪。”我惊呼起来，“是后天。这实在太巧了！”

“我打算给她做个巧克力蛋糕，小小地庆祝一下。”凯特说，“妳也会来的，对吗？那孩子喜欢妳。”

“为什么不？”我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不过妳得先告诉我莫拉想要什么样的礼……”

我的话被帕克先生不安的声音打断了。

“凯特，妳最好来看看妳的妹妹。”老头站在厨房的门外对我的邻居说，“她突然哭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凯特立刻丢下那些水果——以及我——冲向起居室。我和帕克先生随后赶到时，她已经像只紧张的雌鹰那样将自己的幼崽保护在了羽翼下。

“没事了，莫拉，没事了，”姐姐搂着妹妹，不停地轻抚她的背部，“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呢……”

可是，她的安慰却没有让女孩停止哭泣，相反，莫拉显得更伤心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她伤心的叫喊声环绕着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在说威尼斯很美、威尼斯很漂亮，那些红色的房子、那些绿色的湖水、那些白色的大理石拱桥，还有蓝色的天空！吉妮维雅刚才说她因为天空的颜色而陶醉了，芭芭拉说那些云就像绵羊和兔子，只有我……只有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连绵羊和兔子是什么样的、我连蓝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

她哭得太厉害，甚至大声地咳嗽了起来。我急忙跑去关掉电视，不过这么做似乎已经晚了点儿。

突发事件宣告了派对的结束。邻居们带着遗憾和对莫拉的同情离去，那些认为自己说错了话而心怀愧疚的女大学生们还义务为我收拾了垃圾。

凯特将莫拉抱回了家，那可怜的孩子一直抽泣到午夜时分，才因为疲倦最终安静下来。

九

我带着一些剩下的啤酒去埃利斯家，沮丧的姐姐正坐在门廊前的台阶上。她并没有换上居家的衣服，仍旧穿着那条膝盖上有破洞的牛仔裤，白T恤的前襟还残留着被眼泪浸透的痕迹。她的个头原本比我高，但现在看上去却蜷缩成了一团。

“想谈谈吗？”我对她举了举用来放罐装饮料的塑胶袋。

她抬头看了我，并没有回答，只是伸手从袋子里取出啤酒。

我意识到她不会赶我走，于是挨着她的右侧肩膀坐下。

我们俩坐在台阶上无言地喝着酒，直到凯特首先打破沉默。

“莫拉在1岁半的时候失去了视力，所以她对天空和其他的一切都没什么印象。”

“我明白。”我试图表示同情。

“不，妳不明白。”凯特又一次对我展露出苦涩的表情，“我也不明白。我们谁都无法理解她的痛苦，因为我们从没有瞎过。”

我感到有一股凄凉的风从身边吹过，全身都为此变得冰冷。

“我很遗憾……”我说，“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比如移植，还有治疗之类的。”

“有许多人都在等待角膜移植，我们在名单上并不靠前。”凯特告诉我，“我也想过把自己的一块角膜给她，这样至少她能够看到一半的世界……”

“可是？”

“可是医院告诉我，不仅仅是无法匹配的问题，我们俩，我和莫拉，连血型都不一样。”凯特望着地面，目光比刚才更加黯淡。“恐怕只有上帝才清楚我的母亲到底干了些什么……我想我根本就不是她的孩子……或者莫拉不是？天晓得……”

我知道现在做出这样的举动还太早了，但我还是忍不住伸出手去，搂住了她的肩头。

她完全没有抗拒。凯特倒在我的胸前时，我能够闻到她头发上那股洗发水的薄荷芳香。

“我至少明白一点，那就是妳愿意为莫拉做任何事。”我在她的耳旁低语，任由她倚靠着我。

“我真希望《浮士德》里的魔鬼也对我的灵魂感兴趣。”她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会用自己的一切来交换莫拉的视力。”

我对此毫不怀疑。

“事情一定会像妳祈祷的那样好起来，亲爱的。”我慢慢吻着她的棕色短发，“相信我。”

十

星期天，在她们的厨房里吃午饭时，我用欢天喜地的语调将那个好消息告诉了凯特和莫拉。

我对她们说，某个在WHO[注2]工作的朋友提供了一条建议：干细胞研究能够通过培养新的角膜组织，使失明者重新恢复视力。也就是说，不用再排队等待角膜移植，莫拉也有很大的机会在短时间内重见光明。

“可那是不合法的。”凯特表示担忧。

的确，因为干细胞研究本身涉及人体克隆技术领域，所以在伦理上一直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但是共和党[注3]和清教徒并没有统治全世界。

“在美国也许是这样，不过中国人的法律很早就认可了这项研究。”我告诉埃利斯姐妹，“而且他们的技术很成熟，已经有很多美国人在上海的医院里接受了手术。”

然后我取出手机，在谷歌引擎上搜索了几个欧洲网站，将那些关于中国人进行干细胞研究的新闻念给她们听。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将女儿送到上海接受治疗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一家人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照片让这篇报导获得了至少2万次“赞同”。

中国是个将无神论作为主流的国家，他们在许多方面并不像我们这样充满禁忌。

“我的上帝……也许我们该试试！”凯特的反应就和我预料的一样，她就像陷入绝境的人突然见到了来自天堂的光那样兴奋！

“我能看见了，对吗？我能看见天空、看见威尼斯了，对吗？我也能知道绵羊、小猫和兔子是什么模样的了，对吗？”

莫拉激动的样子当然远远超过她的姐姐，在得到我肯定的答案后，这只充满活力的小海狮甚至张开双臂原地跳了起来。

可惜命运之神的恶习之一，就是在弱者最幸福的时候，对她们当头一棒。

我们在稍后给上海的那家医院去了电话。尽管对方的英语不够流畅还带着口音，但还是让我们明白——他们完全有能力治疗莫拉的眼睛，而且可以保证80%以上的成功率。

唯一的问题在于，全部的治疗费用大概需要10万美元。

很难想象一个基层研究员微薄的薪金在还完了每月的助学贷款、支付了房租和一切杂项，并且留下了两人份的生活费之后，还有多少能够被用于积攒这笔钱。

我也提醒她们，中国东部地区的物价上涨很快。

之后直到我离开那所房子，莫拉都把自己藏在起居室唯一的那只沙发中，甚至没有同我说“明天见”。

十一

周一早晨我照例开车送莫拉去学校，也把凯特带到她的研究所。

一路上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唠唠叨叨地说话，而她们俩始终保持着哑剧演员的状态。凯特试图像以往那样扶着妹妹走向校门时，莫拉甩开了她的胳膊。

我猜昨晚从隔壁传来的那些喧闹应该是她们的吵架声。

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总是有些任性的。我的小妹妹曾经习惯于通过大喊大叫来试图胁迫我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当然我也很清楚凯特不可能像我那样最终用狠狠揍她一顿的方式，让妹妹认清现实。

凯特回到车上后，我决定说些什么来缓和气氛。

“我又给我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我告诉凯特，“她愿意帮忙，假如莫拉申请临床实验项目的话。妳知道，有一些新的疗法，它们的效果同样值得……”

“别开玩笑了！”凯特显得很生气，“我不会让人把我的妹妹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我杀过成百上千只耗子，我知道牠们的叫声是什么样的！”

因此我又必须道歉，好在她从来都是个宽容的人。

十二

我们仍旧一起吃午饭。

我叫了一份奶油炖鸡汤配干面包，她的则是玉米糊和西红柿沙拉。

她紧挨着我坐，一如周六夜晚在门廊前那样。

而电视新闻的内容也总是延续着前几天的话题。

A&E公司在媒体上发动了对抗州检的宣传攻势，除了在许多电视台播放公司从事各类慈善活动和善于为年轻人提供发展机遇的宣传片外，他们还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公司律师团集体亮相，就连他们那位年轻的董事长也亲自出席了。

“A&E公司年仅24岁的创建者，也是公司的现任董事长艾莉诺·雷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州检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她称州检察官发动了一场针对雷恩家族的政治迫害，其目的在于用捏造的罪名和经过篡改的口供制造丑闻，妨碍其兄长竞选缅因州国会参议员的活动。艾莉诺·雷恩的兄长约翰·雷恩，作为缅因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在目前的民调中以超过15个百分点的优势远远领先于其对手，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柯连恩·路易维茨。但有调查表明，如果俄亥俄州检方对A&E公司的指控罪名成立，或是在庭审中出现大大不利于被告方的局面，都将严重影响选民们在11月中旬投票时的立场。现年30岁的约翰·雷恩毕业于普林斯顿，曾担任白宫新闻官，在协助布什总统应对班加西人质危机时表现出色……”

播音员的语言充满了狗仔队的味道。

“我以为这场选举的结果早就内定了。”我望着电视机评论道，“真不明白缅因州的那些人为什么要投票给这样的小毛头……我是说，他的年龄比我还小！雷恩家一定花了数不清的钱来造势，难怪过去10年里他们一直在新英格兰[注4]拼命投资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凯特对新闻里的内容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看那位迷人的董事长小姐，除了也有一头红发以外，她和妳恐怕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我们是普通人，而她们就像高高在上的奥林匹亚众神。”

“可约翰·雷恩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饱含着仇富心态，“他不过是个借着父母的财富炫耀俊俏脸蛋的二世主罢了。我敢说，当我们也像他那样有钱的时候，我们做得一定比他更好！”

凯特对我扮了个不置可否的鬼脸，但关于钱的话题却以另外一个角度展开了。

“我也曾获得机会……成为有钱人。”她的声音很轻，我却听得十分清楚。“100万美元。”

“100万？！”我故作惊讶地丢下了手中的勺子，“美元？！”

“没错，美元。”凯特比这时的我要显得平静的多。“还记得，我告诉过妳，我有办法通过基因控制提高玉米产量的事吗？”

“是的，是的。”我像个小学生一样连连点头。

“那是我从高中开始就进行的一个科学课题，我在大学时完成了它。”凯特说，“我有充分的实验数据证明，经过基因调整以后的玉米产量，将是现在的百分之两百。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和安全性不会受任何负面影响。”

“这简直太妙了！”我惊叹道，“妳在改写历史！”

“还会改写粮食市场价格的走势。”她看了看周围，“我把论文和数据都藏起来了，还有第一批1000粒超级玉米种子。我需要有人赞助我进行下一阶段的研究，才能真正确定这种基因控制法的实用性。所以我向许多大学和机构寄出了申请，还有足够证明研究真实性的基本数据。”

“我猜猜……结果所有人都认为妳是在异想天开？”

“他们不相信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家对我说，“但是一个月前，突然有人找到我，提出以1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我的研究成果。”

“这真是一大笔钱！”我惊呼，“是哪个大学？还是研究所？”

凯特又摇了摇头，“是一家名叫‘马耳他鹰’的情报掮客公司。我猜他们是从某家拒绝我的大学实验室得到了消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项目转卖给大公司，从中捞一笔。”

“竟然有这样的事？”我继续大呼小叫，当然也确保着音量不会超越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程度。“妳拒绝他们了？还是说需要再想想？”

“当然拒绝了。不过他们说过会再打电话来。”

“因为他们开价太低了？妳觉得这个项目能值多少？”

“200万？300万？哦……安妮……我不知道……”她揉着脸，将眼睛短暂地埋在掌心，然后愤慨地抬起头来。“可这并不是钱问题，这个项目是无价的！它能够救很多人，明白吗？我作为它的创造者有义务保护它，不让它落进错误的人手中，不让它成为资本家们的摇钱树和政客们的选票！这是我的理想、我的职责！钱不能衡量它，任何私利都不能！”

“即使是为了莫拉？”我冷不防问道。

她正如我所想的那样怔住了，然后变得更加愤怒。

“即使是为了莫拉，没错！”

“我以为给妹妹带去幸福才是每个姐姐的职责。”我坦言。

“在这个世界上承受着苦难的孩子不只有莫拉！”凯特几乎咆哮起来，“我不仅是她的姐姐，也是个科学家！知道科学家的职责是什么吗？那就是为所有人带去幸福！”

她冲着我发火，好像她面前的这个33岁的红发女人就是资本家和政客的化身，就是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邪恶的1%，就是魔鬼在世间的代言人。

咖啡店里几乎所有人都注视着我们，像看着一对陷入家庭矛盾的姐妹。

但除了对她表示赞同以外，我不打算做任何事。

美利坚合众国应当为拥有这样的年轻人而骄傲。尽管她出身低微，从没有享受过完整的家庭教育，却依旧坚韧不拔，宛如峻岭沙石间的伊西德尔，在忍耐着苦难的同时，盛开出灿烂的鲜花，孕育着象征生命的万灵药。

假如我们的相遇并非处在眼下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一定会感谢命运，把她送到了我的身旁。

我握起她的双手，用全部的热情直视她的眼睛。

“妳做得对，凯特。”我说，“我为有妳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我喜欢妳。真后悔我没有早些遇见妳！”

她一定感到无所适从，一分钟前的怒火中烧的科学家消失了，现在她就像个刚在毕业舞会前收到邀请的女高中生那样满面羞红。

“哦……别……安妮……”她几乎不敢看看我的笑容，“这儿有那么多人……”

“和他们无关！”我离她更近了，“让我来帮助妳，让我把妳的研究、妳的故事写进报导中！《芝加哥论坛报》是份有固定读者的大报纸，当人们了解到妳究竟创造了怎样的奇迹，也许就会有人愿意资助妳的下一步实验了。”

“这……说不定确实……值得我们试试……”

她认真地点头时，我觉得她已经相信我了。

“高兴点儿，亲爱的。”我提醒她，“今天是莫拉的生日，我们应该让她开心。现在回实验室去完成妳的工作，辛蒂蕾拉，下午我们还得用蛋糕和鲜花去迎接一位真正的公主呢！”

实验室里的灰姑娘笑了，提到妹妹总能令她心情舒畅。

十三

派对服务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帮助我一起布置了埃利斯家的起居室，用红玫瑰和香水百合将这里布置成一个小花园；再用彩带和印着生日主题的杯垫、盘子，以及写着莫拉名字的横幅让房子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我特意租了一只电子娃娃，它能够用内置的录音设备播放预先录好的生日歌曲和祝福话语。

除了巧克力生日蛋糕，我还准备了水果、热狗、炸土豆条和花生饼干，也榨了不少莫拉爱喝的橙汁。虽然一贯独来独往的她并不会邀请同学到家中来，但我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还是订了一些Goody Bag[注5]。

加上给工作人员的小费，以上总共花了我500美元。

幸好凯特永远不会看见我用熟练的手势给他们写支票时的样子。

接到她用遗憾至极的声音打来的电话，是在下午两点。

“是一个巴西的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凯特犹豫不决地对我说，“他们送了一份番木瓜苗的样本到我们的研究所，委托我们进行一次紧急检验以确定这种植物是否发生了基因变异。因为事态紧急，他们不仅愿意支付两倍的检验费用，还答应付给任何参与工作的研究员每人1万美元的加班报酬。”

“巴西政府还没破产吗？”我本能地产生了不适感。

“也许是中国人施舍的钱。”凯特在电话中冷笑，“巴西政府差不多把整个亚马逊丛林都卖给中国人做家具了，他们当然想让最重要的客户满意。”

“那么，莫拉的生日……”

线路的那一头安静了下来，我仿佛能看见她因为痛苦而紧拧在一起的眉头。

“妳知道的，安妮，我需要钱。”

她的每一个发音里都浸透了无奈。

于是我让自己的叹息传向电话的彼端。“好吧，我会去接莫拉的。”我对她说，“不过妳恐怕得自己叫出租车回来了，我得在家里照看她……我是说，在妳的家。”

她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也希望我能够安抚莫拉，替她解释在这一天晚归的原因。

我自然不会拒绝。

“别忘了礼物。”我提醒，“联邦快递下午就会把它送到妳的办公室。”

所谓的神总是很早就替普通人安排好了她们的剧本。

++++++

（注1）美国著名啤酒品牌，2012年其销量在全美列第二位，而百威已经跌出前十。

（注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即世界卫生组织。

（注3） 美国两大党之一，在政治上一般采取右翼保守立场。

（注4） 对美国东北部缅因、佛蒙特、新罕不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等六州的统称。

（注5） 装有小礼品的礼包。美国家庭在为孩子举行生日派对时，通常会将之赠送给前来庆祝的小伙伴们。这种小礼包一般价值3、5美元，当然也有更昂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