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喊发现了我的秘密。

“这……些是什么？”

她站在我房间里仅有的一只立式储物柜前，手边是打开的抽屉——靠近外侧的半人高处，最适宜被人顺手拉开、滑轨活络得不需保养就能咕噜咕噜转回原位的那只原木色橡木抽屉。好奇的女孩翻动里面的东西，发出了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目光随即变得困惑，接着她自然地皱起眉头，将捉住了什么的右手朝对我张开，好像捧起了一把枯焦的玉兰花树叶。

“这些是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没什么呀。”

现在我还是老实回答吧。躺在她手掌上的是两三片铝箔药板。银灰的外壳拗得略微变了形，齐齐排成两列、压扁了的塑料凸起跟被抛弃在蚕匾上的蛹壳一模一样。铝箔纸一旦剥开，马上就拥有了尖锐、刺眼的边缘。我不知从何时起，对那种实际上并不具有危险性的形状很是中意。

我走上去，把它们抛回抽屉。塑料碰响了金属，溅起的声音就像春天的雨脚那样脆弱，我打了个激灵——一场注定迎来败局的荒唐的战役，而我竟因为自己的“英勇表现”已经赢得了整整一抽屉的勋章——其实收集药壳并非刻意为之，但此时我想我或许真的可以用它们给自己砌一座坟墓。

阿喊很快回身抵住了徐徐合上的抽屉，又伸手从我的勋章盒子里捞出了一个蓝白色的纸壳，对着上面的字念起来：

“……治疗抑郁症。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症的惊恐障碍。”

请不要对我做出这副表情呀，至少值得高兴的是，我早就找到了一种能有效减轻痛苦的方法。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

父母在前一个晚上按照计划去A省旅游了。他们盘算着全家一起请这周五和下周一的年假，加上一个周末，前后共四天的 H山景区自驾游。我本想以恐高为由拒绝同去，可觉得力度不大，干脆又补上了一句：公司不给实习生批假。一向主张采用“暴露疗法”的父母这次倒没有强求，他们临走时千叮万嘱，我怀着被赦的囚犯般谦卑的态度一一应承下来，等到之后侥幸的心情复苏，我一下子感到得意忘形了，以至于最后忘记了要将第二天的闹钟拨早十分钟。

我匆匆忙忙地洗漱，用毛巾用力揉开未醒的眼睛，踩着软绵绵的步子往楼下赶。我家住的是上下两层的联体别墅，与相邻人家共用东西两面墙壁，二楼父母的主卧和我的侧卧分别只有朝南和朝北的窗户，楼梯窄窄地夹在房间之间，总是见不到光亮。转角处安着一盏壁灯，只是在这样一个早晨，我碰巧没有去打开它。

方才被过度挤压的眼球瞅准机会要报复我，在我迈步转向阴影中角落时给我眼前猛地罩上了一团青色的光。我只顾躲闪这恼人的色块，忘记了脚下还有几级台阶，迟疑之中搬动右脚却不幸踩了个空，迷迷糊糊地就冲着半米之下的大理石地面栽倒下去了。

我曾经花费好几个深夜思考使我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却在百思不得其解中意外发现了解剖痛苦这一表象的另一个角度，那就是我总是在同一种情绪上停留过长的时间。证据也足够充分。由于我不断拉长自身内里的时间，然而外部的世界依然正常地运转着，就像两种膨胀系数不同却焊接贴合在一起的金属，在相互作用力下不可避免地变形、扭曲成难看的形状。长此以往下去，我的脑袋说不定就要在未来的某一天爆炸了。为了保住我的小命，长期服药的副作用（或者说是主要作用）便剥夺了我原本引以为豪的记忆力。我渐渐发觉自己的记忆分布得疏密不均，但总量好歹维持在一个安全的数值上。

而情绪延伸的过程在被我命名为“慢放”后，居然也变得稳定、亲切起来。因为支起了这样一架摄像机，我从受害者摇身一变为观察者。我再不需要畏畏缩缩地对待恐惧了，恐惧与我同时静止，我趁机给它蒙上一层纸，将它的影子拓印下来，以便日后细细欣赏。我深知采用这种缓慢侵蚀人类必要的危机意识的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到时候再说吧，至少现在我的心里轻松多啦。如今我对这一方法已驾轻就熟，甚至出于不甘，贪心地希望尽可能地不受记忆衰退的影响。大约从一年前起，我就一直保持记笔记的习惯，试着填充时间线上稀疏的部分。

于是等我意识到时，我已经在地上躺了有一会儿了。

伊努呜呜叫着跑来嗅我，到我跟前又倏地闪开。这条对何事都热情万分的不纯种贵宾，想起自从上次目睹一位老人倒在床脚边后自己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弯腰驼背的身影，不由地颤抖了。这下它可能以为我也摔死了。

好在于黑暗中跌倒、翻转的房间终于以横卧的姿势在我眼前停下了，秩序的碎片随之沉到紧绷的手背上。我感到疼痛主要来自右脚，与之相比，撞上地面的太阳穴只不过像是被人用勺子连续敲击般轻轻跳动着。一侧肩膀隐隐作痛，但还是能撑起我上半身的重量。坐起身检查了一番后，除了破了层皮的膝盖没发现明显的外伤。脑袋并没有被摔得更不经用。

我瘸着腿出门，扶墙走到小区门口时，脚踝再也受不住由鞋跟传递而来的任意一次冲击了。我忽然考虑到银行大堂大概不需要一位一瘸一拐的门面，便快速打电话向经理请了病假，打车去了医院。

诊断结果是软组织挫伤，需要减少运动。我在医院里消磨掉小半天，拎着快写满的病历回家，半道上想起阿喊约我晚上看电影，就把情况跟她说了，问她能不能改期。

“报应。”对方简短有力地回复我。

无法反驳。几个家长每周末都约好一起打麻将，阿喊从她父母那里听说我家这周要去旅游，前几天就来向我证实。当时我得意洋洋地告诉她我被落下了，所以计划不变。

“那现在就你一个人？”没过几秒她又发来短信了，“我来你家住吧。”

如果阿喊这会儿是站在我面前，那她如此提议时的语气一定是快活、不容置疑的。至少在我记忆里的她总是怀着一颗透明的心，很少会为了什么事情烦恼。

我们打小儿相识，也常常到对方家过夜。那时阿喊的爷爷打通了居委的关系，给她家装上了全小区唯一一架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我在隔壁仰着脑袋，好奇地看着碗状的铁盘从香柚树繁茂的枝叶旁撑开，没等我问，阿喊就跑来叫我了。我们钻在一个被窝里看平时电视里没有的动画，觉得没劲了又调到播恐怖片的频道，闹到最后谁也睡不着。

后来我想，我们俩共同度过的这段童年时光就像是经玻璃顶棚反射的夏阳，明亮得晃眼，却又因为无法留下任何投影而显得格外不真实——友情开始时，两幢新居正待落成，她蹲在工地旁邀请我一起玩堆沙子的游戏，最后的结尾是，小区不幸遭遇了拆迁的命运，砂砾堆砌的王国随之崩塌。

我们谁也无法辩白。即使在奔往青春的途中互相失散，我们也从未寻找过对方。一旦点开就能无聊地连续播放的幻灯片般的回忆，我肯定是自信地认为不再需要了吧（而这正是现在的我求之不得的东西）；就是算是有些胡乱地斩断了同过去的联系，能不受束缚地行动不是更好吗。

至于阿喊，我只是偶尔从父母那里听说她的消息，例如升学和出国。她头也不回地跑了。虽然最初会感到失落，但这样下去，我们是能获得各自的幸福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再次相遇是在一年前。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的句子：

“我们为庆祝久别重逢而献上拥抱，同时也悄悄在对方口袋里塞上了一张叠成四方形的羊皮纸，上面用幼稚的笔迹描画出了返回伊甸的路线。”

当时还未熟练掌握“慢放”方法的我无法诚实地记述一些具体的场景，大多数只是对经过了翻译的心情的临摹，想不到词时甚至会在其中添加捏造的成分。不过之后的种种也证明了我在写下这句话时并未撒谎。

起初我和阿喊彼此心照不宣，几乎从不提及以前的事。她上个假期回国时我已经临近毕业。放弃考研的念头，签了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合同后，我一下子拥有了大把可怕的时间。无事可做的我们成天呆在一起，终于宛若那位骑士和桑丘潘沙，携手踏上了一段滑稽而无果的冒险。

“去老家看看吧。”有一次阿喊对我说。我点头赞成。

这是最荒唐的——六七年之后，那里依然是一片废墟。视野里充斥着灰色的废弃建筑物的残渣，没有钉子户，也没有按照计划建起高楼大厦。这座健忘的城市啊，先是许下承诺，又草草地将它抛弃在了角落。十二月末的空气已经足够冷了，两名女孩把脸埋在大衣里，喉咙还是被北风冻得发疼。

小区入口拆去了铁栅栏，门卫室的墙壁推翻后横在路前，我先一步跨过去，阿喊跟在我后面。

“有这么多地方能进来，我们居然还走正门。”她小声嘟囔。

除了石头，还有缠在石头上呼呼作响的塑料膜，我仅仅走着，茫然的眼睛找不到任何值得记下的意象——一切能回收的、转卖的，早就在这块土地上蒸发般消失了。前几年经过时，我总能看见三三两两的拾荒者拖着蛇皮袋，人手一根铁勾，就跟逐渐聚集起来的蚂蚁对落到地上的饼干削伸出触角一样，在断垣残壁的缝隙间指指戳戳。我们迟到了，自然只能捡人家捡剩下的东西。

阿喊却很有兴致，她发现一只矿泉水瓶躺在不远处，鲜红色的标签特别显眼。芒草由一旁矮墙的缺口伸进来，外面是更多的芒草，围着一片池塘。瓶子也许是有人来钓鱼时扔下的。

离开旧址，又朝南走了一阵，她突然停下来，我险些撞到她背上。

“我们是不是在这一带被一条狗追过？”

“嗯……好像是，亏你还记得。”

不仅记得，阿喊似乎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们明明没去招惹它，却被追了一路，她说。是一条白狗。

花狗吧，我反驳。

我们同时陷入了沉默。过去变得死无对证，旧址是我们推测出的旧址，狗是不知道颜色的狗。

巨大的回忆从原地升空，凝固，坠落后砸碎在地面上，辨认不出原本的模样了。

长久地盯着这样的景象，我感到一阵类似雪盲症的痛苦袭击了双眼，不由地蹲下去，拾起脚边的碎砖头。

“总觉得……”

她倚在我背后哭了。

就在去过那片废墟之后，我和阿喊一夜间变回了争强好胜的小孩子。某一段时间里，“你那时候也……”是我们之间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子。摊开对方赐予的地图，循着蛛丝马迹一步一步倒退，最后确实可以回到原点，但是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轨迹。

可以将其称为“找不同”的游戏。回忆既然失去了进行横向参考的标准，不如从纵向上来比较吧？这样似乎不会产生冲突，而且变得充满趣味起来。就比如说，阿喊还是喜欢看电影，可我在隔壁座位偷偷转过头，也只是想知道来自荧幕的光亮打上她的侧脸时会描出与从前怎样不同的轮廓。

所以当阿喊提出要来我家住时，我并不感到奇怪。她一定打算借此机会，好好从我这里扳回几分。

现在愿赌服输。我当着她的面打开抽屉，准备按时吃药。

阿喊在我之前爬上床，从刚才起就一直默不作声。这时她的目光从手机屏幕前移开，投到了我手上。

“安眠药。”我跟她解释。

“不吃就睡不着吗？”

“吃了就能睡着。”

“这么有用啊。”

阿喊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夸张地点头。可是她与我对视的时间显得有些太久了，久到让我开始怀疑是自己又一次陷入“慢放”而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判断。经过一了段我无法计量的时间后她坐起身，把手机扔到一旁。

“你过来一下。”

一双缺乏温度的手臂忽然搂上了我的脖子。

在嘴唇相接的一瞬间，我以为她只是好心地想让我知道接吻也有助眠的功效——我的嘴角如同被种下了一株罂粟。柔软的根须拨开我唇间的缝隙，轻而易举地在齿缝中扎下，甘美的汁液实则是某种毒素，迅速麻痹了我的神经。我感到昏昏沉沉，为了尽快脱离，我抬起脑袋，狠狠往前一撞。

你是否在我的记述中怀疑，所谓的游戏只是我的自作多情？看吧，这不就证明了，我们俩都在遵守规则吗。

——不，是我消极比赛了。

这是试验了数千次后终于找到的平衡感。

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的不幸，在天平上象征正常生活的一侧一味地添加砝码，就像游乐场里玩积木的孩子，不管那危险的高度是否突破界限。一旦积木倒塌，就意味着旧病复发，可我却丝毫不担心，因为我知道一直有一具偶像压在另一侧，为我保持着平衡。

多年来我潜心侍奉其跟前，定期向这具偶像献上供品，撒下鲜血。它究竟是什么的化身？我仍然无法叫出它的名字，也看不清它的面貌，可就在刚才我稍微有些怀疑，它也许和我那一抽屉药盒有着相同的重量。

阿喊好像天生与这具偶像八字不合。与她再次见面后，持续叠加着砝码的天平罕见地倾斜了。偶像警告我不该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于是我决定主动交代秘密，只为用力地触动天平，使它再一次摇摆起来。

再看这个吻，她的眼神里没有半点爱情的要素。她也一定是清楚我能看出这一点才会与我接吻的。

我们不过是互相坦白，又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睡吧，混蛋。”她揉着脑门说。

然而我一整晚都没有睡着，只是拼命思索着我们之间的胜负。

直到阿喊开学前一个礼拜，我都没和她碰面。

周五开完会回到家时天色已经暗了。地下室的天窗透出光亮，随即是一阵适时的喧哗。

客厅里却一盏灯都没开。我在玄关甩掉高跟，胡乱地按密码，第一次输错了，低下头盯着再输了一遍才进了门。 

走到屋里，就看见一副雪白的脚背从沙发后伸出来搁在茶几边缘，脚尖上缀着深红色的指甲油。我悄悄靠近，转至正面时发现阿喊已经靠着椅背睡着了。手机从她微张的虎口间滑下，落在胳膊里侧，屏幕上快速闪着一条条提醒。电视里放着海底总动员，蓝色的荧光频频打到大理石墙面上，却也无法使房间明亮起来。我忽然很想回顾一遍这部动画，就在一旁坐下了。

阿喊和我两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背景里不时响起的哗啦哗啦的洗牌的声音使我感觉我们就像盖在搪瓷碗底下的两粒象牙白骰子，在黑暗中一刻不停地碰撞，互相比较着点数。

阿喊大概会在那条小丑鱼乘上东澳洋流、直奔悉尼海港时醒来，跟我说“我要回校了”。

而我一边咀嚼着半块饼干，口齿不清地回答她“哦”。

那晚临睡前，我打开抽屉，发现里面的空药盒全都不见了踪影。

“今天打扫的时候给你扔了。”母亲告诉我。

这下我没法给自己堆一座坟墓了。我掰下一粒药片，就着隔夜的凉水咽下去，躺到床上睡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