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岁那年我意识到自己一事无成，并且将继续一事无成下去。这一事实让我沮丧，也让我安心。我既然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自然也无缘那些过于巨大的灾厄和幸福。那年我是一个小型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做过几本不算畅销的虚构小说，蹭过热度，编过内容，写过烂俗书封，拉来名人推荐，这一切都没能让那些书获得好评。经过我手的作品，注定以垃圾堆和废纸浆为归宿，偶尔落在一些鉴赏能力堪忧的读者的书架上，被草草翻阅，算是获得妥帖归宿。

我讨厌自己的名字，林暮这两个字带沉沉死气，因其谐音给人不祥联想，纵然有青葱绿意，也归于黄昏寂静与虚无。我讨厌自己的脸，普普通通，毫无特色，是一张让人在见面三分钟后便会遗忘的面容。我讨厌自己的性别，女性，被赋予结婚怀孕生子的机能而我一样也不想要。我讨厌自己的职业，在精神上毫无建树，在思想上制造垃圾。我一方面觉得世上所有三流作品的产出都是对资源的浪费，一方面又经过自己的手，源源不断引导那些三流乃至末流作品来到世上。我仰望高地，厌恶平地，却被重力束缚，无法飞翔。

我无法为这个世界创造并留下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恬不知耻地消耗着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二十九岁之前，我也曾挣扎努力过，写过一些小说——这些作品很快变成我个人的耻辱，幸而未被投稿采纳出版发行；弹奏乐器，学习编曲——乐曲同小说的拙劣程度不分伯仲；尝试过和适婚男性相亲约会，最终只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我喜欢同性，喜欢柔软的触感和轻盈的质地，究其本质或是对我过早过世的母亲的怀念。与其说我渴求的是母亲般的怀抱，不如说我想要拨开繁杂的人世，重新回到子宫，蜷缩一团于羊水之中。

二十九岁这一年，我清理了自己的狭小公寓，扔掉了两把电吉他、一把电贝司和音箱，三箱蒙尘的书本，两大袋过时衣物，卧室里换了一张新床，客厅里添置一盆风信子，半个月后它开出白色的花。一个月后风信子没有凋谢，两个月后它开始在每个清晨唱起不知名的异国民谣。我带着它去见杜仲，我朋友杜若的哥哥，大学植物系讲师，杜仲从它根茎上揭下细小皮质，化验分析，得不出结果，却一心想要从我手中收购这盆奇异风信子，我婉言谢绝，带着它离开实验室。杜仲有些气急败坏，远远从我身后喊：除了我，谁还会相信你的风信子会唱歌！

自然没有人相信。

可我也并不在乎。

直到我遇到季夏，我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想与某个人分享秘密的冲动。季夏是新人作家，刚获得国内某个小小文学奖。读她的小说，可以看见有繁茂枝叶从文字之间破土而出，阳光耀眼，水汽蒸腾，枝叶摇曳，我觉得也许这就是所谓有价值的东西。何德何能，她居然选择了我所在的不知名出版社，被主编引荐到我手下。我们见面，喝茶，谈话，聊喜欢的作家，聊生活中细小的挫败感——像季夏这样生机勃勃的人也会有挫败感？——聊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

季夏喜欢跑步，擅长手工，精于烹饪，热爱生活。她像是一个生来完美的人类范本，被上帝亲吻过额头，写作之于季夏从来不是必要，她未曾为此殚精竭虑，随手写出的作品却让其他人羡慕不已。可是季夏哪里来的时间，写作那么多的长篇作品呢？当她还需要外出跑步、制作手工、烘焙糕点，一天还剩多少小时供她挥霍？有一天，我问起季夏这个问题，当时季夏刚同我喝完一杯抹茶，语气中带淡淡苦涩：我有同其他人不一样的时间。

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离开了所爱的人，失去了所爱的事物，在极度的哀恸之下，世界便会因此停止，时间也会停止流逝。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吧？对我来说，这却是真真切切会发生的事情。我念高中时，家里养了四年的一条柯基犬去世了，我痛哭很久，好几天茶饭不思，然后时间便凝固在了那条狗去世后的第一天。我不断重复地过着那一天，直到有天我发觉自己适应了失去它的痛苦，才走出凝滞的时间。接着是大学时的失恋……然后是父亲的离世……我积攒了太多的时间，无处可花，就用这些时间来写作，缓慢地消磨我的悲恸。

分享完秘密，季夏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你是否觉得我是个疯子。

我说：不，我觉得你很特别。很遗憾，我没有像你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有一颗会唱歌的风信子。

季夏笑了：我想听你的风信子唱歌。

我的风信子只在清晨歌唱。这个晚上季夏来到我的公寓，我们例行公事地用餐，口是心非地告白，虚情假意地拥抱，若无其事地接吻，装模作样地入睡。第二天早上，我早早睁眼，远在客厅的风信子断断续续地哼了一首俄罗斯的民歌小调，季夏听着听着，突然落下泪来。

我可能要爱上你了。季夏说，所以我也快离开你了。

我说：嗯。

我还能说什么？

风信子在三个星期后不再歌唱，开始凋谢，而那时季夏已经不再同我说话。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我把枯萎的风信子埋在了公寓楼下的花坛里。来年春天，这里将开出一片凝结着哀愁的咏叹调。把季夏的稿子移交给另一个编辑之后，我辞了职，逃开了那个可能让我为这个世界留下有价值事物的机会，清晰意识到自己将继续一事无成，并且为此感到庆幸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