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我会意识到我的生活就只剩下失去，而我既不难过，也不愤怒，所有的反应也只有痛苦而已。

我不敢询问她吃了药没有。我不想听到她说：“哪里还有呢？”，不。但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凝视她，进而忧心忡忡，她注意到我的目光后总是会微笑着问我怎么了，我摇头，继续盯着她，看着她难为情地挪开视线，接着四目相对，嗤笑起来。我询问她要乘坐哪一个时段的班次，却没有得到回答了。她又开始失神，我告诉她以前的药是没有用的，但她没有选择。她的蜜色眼眸逐渐灰暗，瞳孔被凝固的琥珀所困，不再跳动，她睁着眼，仅仅是在等待灰尘沉淀在晶状体上。如尘埃般的生命活着，仅仅是在等死。即便如此，我咬牙忍受着要流泪的欲望，摇晃着她的肩膀，柔声呼唤她醒来。我期待渐渐冷却的恒星再次闪烁，神智把一块红色的果冻变成耳聪目明的婴孩，时间送给她到我身边的单程票，永不离开。似乎我常会忘记，这个世界就好像威利旺卡的巧克力工厂里的巨大漏斗，只不过根本没有什么评判榛果的标准，无论你去往何处，终点永远是漏斗中心的黑洞。不过你知道吗，引力是最弱的力。但是随便什么都是能摧毁人类的。明知如此还要把易碎的东西护在怀里，直到它破碎后深深嵌入肌肤，变成一举一动间的剧痛。如果只会经历痛苦，那么缺少对立的它只不过是生命的常态罢了，远不是这样。使大地伤痕累累的是河流与蛇腹。沧海桑田，所有痕迹都会不复存在。这一切都是要什么人，什么事物记得。

记得这件事情：“请留在我身边。”

我做了一个最蠢的决定。我回复他的邮件，询问是否能把没有用上的大麻退还给我。当手头的钱用的所剩无几的时候，我才发现汽修店的灰鼠开出的价格是多么不公道且让人绝望。我在路灯的阴影下停泊，刺眼的灯光绽放出一个又一个交叉的十字，是我眼泪直流的好借口。我站在台阶下面，他像个国王那样侧过眼睛俯视。他说我不该皱着眉头去扫他的兴，而我只是想要忍住泪水。为了五十块而忍受羞辱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好话说尽，颜面尽失后我两手空空地离开，钻进车内大口吸烟，接着咳嗽干呕，在一台保时捷911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失控地哭了出来。我只能和那位化学学院的学生联系，期望教员没有报警，而警察也没有没收走他的存货。我知道我不该和警察沾边，但没有选择。就像往边境关卡猛踩油门的道格拉斯，像是向着坦克冲锋的波兰骑兵。他答应的很爽快，要我在清晨时去实验大楼背面的垃圾桶去取。我一夜没睡着，盯着熟睡的艾什莉沉入的一片黑暗，在其中呼吸，发热。她的吐息有药片的酸苦味。她试着坚强，不要我为她东奔西跑，她知道那些来源不明的，不成型的小药片不可能得到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许可。她可能清楚地知道我在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所以她自己去了麦可德夫医生那里，拿那些和从前一模一样，实惠但没有任何疗效的药物。我回家之后在纸篓里找到了收据单，看见拿着把水果刀正在发呆的她。她不停地和我解释她的状况正在好起来，她说她最近都没怎么发病，但对自己迟迟不到的经期只字不提。我应该沉默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和她说，不要用水果刀了，我明天回家的时候会带削皮器回来。

没有颜色的灰黑世界逐渐变成浓厚的靛青色，接着愈加苍白。她的脸上仍有一些温暖的光亮，被揉碎的嫩黄走向了紫色的日出。我在冰冷的空气中把袖子举到面前，嗅着她留下的味道，似乎还带有余温。当我下车，关掉大声播放着音乐的电台，在萧瑟的街巷中突然感受到了敌意。我突然不想承认我是这块地方唯一活着的东西，一边走向垃圾箱的时候一边不自觉地向四处张望，看见一台笨重的垃圾车正停在几十米开外的地方。如果他们不是这个时候工作，那么就应该是昨天夜间。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尤其是我刚掀开桶盖，发现里面堆满了实验废料。他所说的黄色的盒子在破碎的玻璃器皿和全白色的包装纸和纸盒中很明显。于是我伸手把它从里面掏出来，鬼使神差地往脑后的垃圾车看了一眼：也许我不希望被垃圾工当作流浪汉，或者某些出于直觉的东西促使我戒备地转头查看。我认为车里的人正盯着我。是的，即使是背过身，人也能感受到盯着他的目光。我丢下了纸箱，迈开步子向我的车子冲去，垃圾车内的人把一只黑色的盒子拉到嘴边——对讲机！实验大楼和硕大的车辆后出现了穿着漆黑警服的人，拔出枪支朝我怒吼，要不停下，要不就开火。我本来是以视死如归的波兰骑兵为榜样，却突然想到脑袋开花的道格拉斯。我紧盯着他们手中的西格手枪，似乎在枪管的边缘看见了爆发的，白花花的火焰。

不，他们没有开火。我被从背后追上来的警员扑倒在地，在我眼冒金星之际拉过我的双臂交叉于身后，冰凉的手铐马上就咬住了我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