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漠回来后的第二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社交网络中开设了“会议室”，并且召集了一次只有3名成员的“私密集会”。

最初，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爱德华·史东和阿莉娅·特里维迪时，我没指望过很快就能得到支持。他们会保护我，特别是阿莉娅，但任何美国人在听我说起想把VSI-2000交给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恐怕都会露出不那么自然的表情。

而更麻烦之处在于：我提到的那个国家曾经和我们是敌人，现在依旧是对手。很不幸，她们也是目前这个星球上仅存的一群仍有能力建造一艘大型行星间飞船，并有意愿去完成这项工程的人。

中国人。

众所周知，她们和美国一样在月球上建有实验性的半永久考察站，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也持续推进着定居计划和飞船的研发。不同的是，中国人没有国会，任何以环保为名上街闹事的家伙都会被政府以极高的效率关进监狱。同时，她们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均是我们的三倍。

在“圣诞灾难”发生时，卫星轨道上的3座空间站几乎同时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深空之门”和建造中的飞船一起被摧毁，“国际II”虽然幸存但也因为大部分电脑系统失灵而被迫撤出了所有60名常驻人员，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凌霄IV”——中国人用古老神话中的宫殿为它命名——成功地借助早期预警卫星网络摧毁了冲向它的“太空巴士”。这和“凌霄”本身从不掩饰的军事色彩有着直接关联。也因此，她们计划中的月球飞船“钱学森”号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其建造工作。

那艘船的一切设计数据都处于保密状态，这符合中国军方的一贯做法。除了被白宫方面指责为将月球军事化的行为以外，外界关于“钱学森”号的各种猜测始终层出不穷。但她肯定存在，而且中国人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周密的计划性将确保她的建成。

唯一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从圈内传闻中所得的消息属实，他们为那条船准备的核动力引擎，在早先的几次测试中都没能达到工程师们期望的状态。过分的慎重导致我们的对手为了安全性而牺牲了功率，“钱学森”很可能必须拥有超过“阿尔忒弥斯11”号1.5倍以上的体积，才能达到相同的运载量，而那也将导致这条船的飞行速度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愿意向她们提供VSI-2000，以换取加入移居计划的机会，也许她们会考虑的。”我认为。“这将会使她们的技术得到巨大的进步，任何科学家都不会不考虑这样的交易。”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或许如此，但做决定的从来都不是科学家。”

史东的回答从一开始就对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我们在听证会上的遭遇已经说明了一切，也许我的想法的确太过草率了。

然而……

“是工程师。”他说。

“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中国人从2030年之后的连续3任宰相都是建筑师或者机械工程学家出身，她们的政府部长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拥有工学学位。”史东的声音依旧显得很平静。“还有经济学家、医生和职业军官，科学家在她们的国家里通常管理着大学和研究所。她们从来不会让律师进入司法部以外的行政部门。至于演员和所谓的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更愿意让他们呆在他们该在的地方……中国人让工程师来决定政治的方向，像盖一栋高楼、连接一座桥梁、挖掘一条隧道那样小心地规划和建造着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能在朝鲜半岛两次打败我们的原因。”

从他的表情中无法窥见丝毫波澜，不过我相信自己听到某种对于史东而言极其少有的愤怒。

据说那些家伙自听证会后就一直试图把他从NASA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赶下台，好让卑鄙小人们不受阻碍地攫取更多利益。

也许他会嫉妒中国人的空天军司令官？我没有想过这一点。可是又有哪个科学家不会羡慕那些从未受到预算和愚蠢法律束缚的同行？

而且她们的海灰色制服还挺帅，容易吸引卢卡斯[注1]电影的一部分影迷。

“中国人确实有可能对这项交易感兴趣，但只有VSI-2000是不够的，她们一定会要求更多的东西。”史东继续说。

他没有彻底否决我的提案，这在我听来简直就是一个父亲正在怂恿他那渴望冒险的孩子走出家门！

“我们还剩下什么？”我胆大包天地问道。

史东沉默了一小会儿，显然是在认真地思考，而非拒绝回答。

“我们在和材料学有关的几个子项目里依然有优势，为月球农场准备的绿藻和黄粉虫也是。”他说。

“能更好地改良空气环境？”

“不，但尝起来口感更好。”

我真后悔提出这样的问题。

“还有辅助AI技术。”阿莉娅提醒了我，“中国人对AI的‘培育’更侧重逻辑和理性，而我们则一直在完善那些‘孩子’处于特殊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丰富她们的数据库。所以，不仅仅是发动机，双方能够合作的项目还有很多。”她说，“只要我们愿意寻找的话。”

阿莉娅的话无疑能够代表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心声，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意愿往往微不足道。

我们三个都同意这次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易的确存在着可行性，NASA也将调动一切资源确保协议的达成。只是我们也都很清楚，一旦我们的想法曝光，环保分子、媒体、民主党、宗教狂，所有处心积虑想要将NASA置于死地的怪物，都会争先恐后地冲出巢穴，睁大血红的双眼，急不可耐地把绞索套上我们的脖子。任何人都能据此指控我们叛国，他们甚至不需要再为此编造证据。

而且我的条件中还包括将正在参加“阿尔忒弥斯11”号训练计划的30位成员全部纳入到未来的联合定居点项目内——艾丝黛拉自然也名列其中。我不该忘记她曾经的非法移民身份和她的父亲一度受到的“间谍”指控。我对她的私心会让我更容易地被人抓住把柄，虽然这次交易的出发点里确实有一半和她有关。

剩下的一半则是为了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将来。

我们需要一个更安全也更具可行性的方案，这已经超出了我对政治阴谋的设计能力，我终究只是个工程师。我开始变得有些急躁不安。我想出了这样的花招，却没有办法不为此伤害保护着我的人们。

而阿莉娅始终开导着我。“要耐心等待，”她对我说，“就像风车从不会跑去找风。”

与她相比爱德华·史东就一点儿也不宽容了。“但不要只是等待。”行政长官几乎是以命令式的口吻提醒我。“小心地整理好所有重要数据，别让任何东西从妳的实验室里漏出去。那样即使FBI或者国土安全部盯上妳，在短期内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把妳关进监狱。”

这大概也是我眼下唯一能做的了。阿莉娅和史东都不认为我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听证会上的表现让我成了民主党反对者们追捧的对象，或者说，子弹。我的发言视频被一些右翼人士，也就是所谓的“隐形共和党人”蓄意编辑，并上传到了社交网络，用来攻击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正确和不学无术。我也因此遭到了另一方的敌视，环保人士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信息骚扰。每天我的邮箱都会自动屏蔽3000条以上的谩骂留言，以及大约是这个数字四分之一左右的支持留言——多数来自右翼保守派。

撇开这种将我擅自归类的荒唐行为本身不提，我的确应该低调些。我敢打赌，假如我现在订一张飞去上海的机票，政府的特工就会在机场等着给我戴上手铐。

我只好按史东要求的做，老实呆在实验室里，整理关于VSI-2000的所有资料，还有那些我认为中国人可能会感兴趣的私人专利。我署名的专利有3000多项，是30年来我所积累的最大“资产”，其中一些现在每年仍会给我带来100万共通单位左右的固定收益。也许中国人会想要我在高中时发明的“自动理发机”？或者是在大学里为了省些走路的力气而造的“磁能平衡车”？她们肯定看不上“奶酪快速熟化装置”，谁让她们当中90%的人都是乳糖不耐的受害者呢？

千万别提我唯一连载和出版过的那部科幻小说。就算有朝一日它的版权抵得上整个加州的价值，我也绝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我就是那个不着边际的作者！

……

在无聊和自嘲当中度过了几天，和艾丝黛拉讨论她的导航系统课题差不多成了我仅有的乐趣。

但到了下一周的星期天，原本似乎已经停滞的时间又开始向前运行了。

因为阿莉娅的联络和史东的安排，我在这一天上午搭乘NASA的公务机飞往迈阿密。名义上是为了参加一个太空总署感谢本地长期捐助者的鸡尾酒会，实则是为了前往阿莉娅在萨尼贝尔岛的静养地，讨论关于那项“交易”的进一步打算。

一架贝尔轻型旋翼机将我带到岛上。辅助AI控制着飞行器，径直降落在铺满彩色马赛克的院落中央。庭院里遍载着棕榈和椰树，热带兰与木槿花让视野变得鲜艳，池中的伯里夫人[注2]含苞待放，生长多年的老可可树上依旧硕果累累。早已等候在庭院中的泰米尔人贾亚拉曼稍加问候，便将我迎入教授的房间。

阿莉娅的病床紧邻着巨大的落地窗，窗像往常那样被特意打开了一条缝隙，轻柔的海风正不时地拂动着纱帘。在健康监控装置和自动护理系统的陪伴下，我的导师安静地躺着，她放松的神情令我安心。

我原以为史东会和她在一起，但今天在场等候我的却另有其人。

两位长着东方面孔的陌生人。

其中之一是年长的老妇，似乎与阿莉娅同龄。岁月不可避免地在她脸上留下了沧桑的印记，但也同时给了她安然祥和的微笑。她坐在阿莉娅床边的软凳上，轻握对方的右手，看起来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享受着平静的幸福。

我对她有些眼熟，但一时间无法想起更多的细节。

另一位中年女性则风格迥然，不仅年轻得多，而且神情严肃，让人在这份庄重的冷淡下甚至能够感受到一丝并不友好的紧张气氛。从我踏入房间的那一刻起，她那充满提防的视线就笼罩了我，压迫感油然而生。

事实上，尽管素昧平生，可她的存在已经让我相当害怕。

老妇人的头发被分成数量众多的细小长辫，不像我对现代东亚人的传统印象，反倒与中西部大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有几分神似；中年女性则恰恰相反，头发的长度不超过三分之一英寸，军人风格的极简发型无疑为她的目光增添了更多的锐利。

贾亚拉曼禀报了我的抵达，随后便转身告退。

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慌张，阿莉娅亲切地用手势召唤了我，然后为我介绍她的两位客人。

“我的朋友达瓦拉姆博士，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老妇人向我微微颔首，丝毫也没有因身份地位而表现出傲慢。

“而这一位是刘准将，来自帝国空天军。”

果然，我的直觉还算准确。刘的军人气质触发了我对于暴力机关的生理警报，正如她对我的警惕那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俩从一开始就不太融洽的原因。

我礼节性地问候了她们，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而无法——也不愿——表现得更亲近。

“叫我达瓦吧，孩子，‘博士’之类的头衔容易叫我在年轻人面前紧张。”

达瓦拉姆博士如此请求道，她的新英格兰口音让我想起大学时代那位能够容忍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的社会学教授，她的微笑则几乎要与窗外和熙的阳光融为一体，而平和的面容中居然真的带有几分腼腆。大概也正是这样随意的态度，才令我始终无法将她同东方阵营内科学领域的最高权威联系在一起。

她当然知道她，即使《自然》杂志没有多次用她或者包括她在内的研究团队照片作为封面，仅仅凭她在天体物理学领域发表的可观论文数量和那些以她命名的理论、公式，任何一位火箭工程师都不会对她的名字感到陌生。在科学家的圈子里同达瓦拉姆有关的传闻也很多，据说她是来自西藏的堆巴人[注3]、前任皇帝的养女，并且高原上的佛教徒至今仍将她视作“活在人间的佛”供奉在家中的祭坛上，等等。不过这些都与她的学术背景无关，在我眼中从来就不是值得在意的信息。

至于刘，她只是冲着我点了点头，依旧像个贴身护卫那样背着双手，在达瓦拉姆身后站得笔直，仿佛这里是燕蓟皇宫外的阅兵场，而非一位老太太的疗养病房。即便她未着军装，但作为私服穿着的那套黑色束腰职业装，对我来说也已足够阴沉可怖。

中国军官总是很容易给人带来冷漠和冷酷的刻板印象——现在我大约能猜到这些看法的源头在哪儿了。

我本以为她们至少会寒暄几句，就像电影的西西里黑手党在谈买卖之前常会聊聊“友情”那样。可实际上即便是外表平易近人的达瓦拉姆，在这次会面的一开始也相当直白。

“摩根博士，我们已经了解了目前正在美国发生的那些状况。”她说，“我们愿意提供帮助，允许妳们的科学家参与到‘天河’计划中来。”

其实我在获悉对方身份后就多少能猜出她们的来意，中国人显然打算用这种“私人访问”的方式作为对我们这边某些提议的回应。本年度的世界物理学大会正在亚特兰大举行，对于想要以合适理由入境的科学家们及其“随员”而言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我同样可以肯定，她们不会只把这件事当成一项慈善公益。

“那么，请问妳们计划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我想要首先看看对方的出价。

这一次首先回答我的是刘，她说英语时的态度就和她话里的内容一样糟。“我以为在帮助一条跛腿的狗越过栅栏之后，牠应该首先叫几声表示感谢。”她冷笑，令我从一开始就对她有了糟糕的感觉。

“我们原则上同意，邀请美国同行加入到月球定居计划中。”达瓦拉姆告诉我，“妳们能够在飞船内得到15个双人舱位和器材舱空间的30%。妳们将协助‘月宫’永久定居点的建设工作，并在那里获得不少于10年的长期入住资格。妳们可以在藉由合理分配而得到的月面区域中设立自己的试验基地和观察站，也有权按事先商定的配额取得岩石和土壤标本，并开采一定数量的高价值元素。此外，根据在我们双方讨论的最终结果，妳们也有机会参加相当一部分属于我们的实验项目。”

“还有发电厂和输电设施的使用权。”阿莉娅温和却明白地提醒对方，“妳不会要我的孩子们自己付电费吧，达瓦，亲爱的？”

听上去如同玩笑一般的口吻，但内容却很现实。

达瓦拉姆笑了。“能源将按照人数进行配给。”她说，“我们会为‘月宫’建造新的反应堆，它的年均发电量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工作与生活需求。但考虑到能源生产和储备的问题，在定居点建成之后的至少5年时间内，我们都将在那里实施物资的配给制度。”

阿莉娅点了点头，似乎并无异议。虽然按人数分配也同样意味着中国人一方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安排还算合理。

不过对于另一个正为孩子的前途而忧心忡忡的女人来说，只有这样一点儿并不牢固的保证是永远不够的。

“还有电厂和其他生产设施的管理权。”我指出，“既然定居点由我们双方共同建造，那么我想，将‘共同管理’纳入协议条款也是理所应当的。”

“友善与好客是中国人的传统。”刘说，“请放心，我们有信心保证客人的每一餐，不会让她们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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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指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之父。

注2： 产于美洲的莲花品种之一。

注3： 藏语音泽。“堆”意为上部，指西藏的上部。古代藏文典籍将康、青、藏地方分为上、中、下三区，上区阿里，中区前藏和后藏，下区青海和康区。上区阿里在藏语中为堆阿日，简称为“堆”。“巴”意为者或人，堆巴泛指居住在阿里一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