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露易丝说对了——美娜多的海岸与圣莫妮卡的相比并不逊色。

这里海水清澈，蓝天湛湛，成片的椰树与棕榈林覆盖着洁白的沙滩，近海的珊瑚礁中畅游着缤纷斑斓的热带鱼群。夏日的晴空下，海滩上也总是挤满了大批前来潜水与冲浪的游人。海钓船、快艇，还有各式各样的帆船与划艇，不时在海面上划开道道浪纹。

唯一的不同在于，加利福尼亚的任何一处旅游海滨，都不会见到那6座伫立在海湾中央的巨型发射平台。这些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用于发射不同类型的空天飞机与货运飞船。深深打入海床的粗壮立柱支撑着它们，坚固的轨道桥连接着平台与陆地上的其他设施。

滨海而建的美娜多航天中心，为这片古老的度假胜地带来了科幻小说般的奇妙色彩。据说90年前，当中国人刚刚占有这片土地时，她们的军事首领就看中了这被恰好被赤道穿越的土地，将苏拉威西岛北部规划为未来的宇宙港所在地。最初建立在哥伦打洛[注1]的发射中心为早期的几座中国空间站、登月计划和火星探索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那里虽拥有最佳的发射角度却位于内陆，与南方的大海之间还有丘陵相隔，仅仅依靠地面和空中通道并不方便火箭和大型飞船模块的运输。因而从21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便逐渐将她们在苏拉威西地区的主要航天设施转移至具备更好港口条件的美娜多，在这里建起了更为宏大，也更为先进的宇宙基地。

从2087年7月开始，这里成为了“月桥”计划的任务核心区域。

只是，将如此敏感的设施修建于人流涌动的度假胜地附近，却并不十分担心安全问题……中国人的自信一开始实在令我感到意外。不过或许这种镇定也只是表面的“装饰”？发射平台群与海水浴场之间那道由数百座感应式警戒装置组成的水中隔离带，还有24小时游弋在海面上的海岸警卫队巡逻舰，才是安全自信的真正来源。艾丝黛拉告诉我，她好几次在试图潜入珊瑚礁的裂缝中时见到过武装的水下机器人和巡行中的无人潜艇，可见中国人并不像她们故意表现出来的那样毫不在意。

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在西方人的社交网络中充斥着大量中国宪兵和安全部队四处捕杀“格雷塔行动指挥部”成员的传闻，其中明显有着不少夸张的色彩。但在那场圣诞节的灾难过后，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愿意忽视那些潜在的袭击风险，尤其是，当妳掌握着人类目前仅有的一艘能够运载超过200人和1000吨各类物资前往月球的大型飞船时。

就和我猜测的差不多。在经过了最初1周左右较为宽松、形同度假的“适应期”后，随着合作项目的正式启动，美娜多航天中心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首先是皇帝率领她的侍从官员集体来访，在共同管理委员会主席达瓦拉姆博士的陪同下接见各分支部门与项目的主要美、加科学家。我作为达瓦拉姆的副手、西方人的代表和动力部门的首席工程师自然无法缺席。因为向来不喜欢同政治人物接触，老实说，皇帝的亲切问候让我很不舒服，只想快些躲回到装着大功率水冷设施的实验室里。

东方世界的统治者是一位个头不高的女性，比爱德华·史东还要年长1岁，外貌却只在40岁上下，甚至比我更显得年轻。中国人从21世纪初开始在基因工程领域的爆发式进步，显然在她们的君主身上得到了相当直接的体现。传闻说她是胚胎改良实验的产物，中国科学家们通过各种手段，赋予了她能够与人类听觉频率最为契合的发音，以便她能够更好地用语言进行统治。而更接近“都市传说”的描述是：皇帝拥有“超人”的能力，她会用声音催眠某些人，让对方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处于绝对服从的状态。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至少在与她交谈时我并没有突然站上桌子引吭高歌，或是在原地跳一段小步舞什么的。至于我们所聊的内容也大多与登月计划有关。

皇帝是理论物理学家出身，不过看得出，她对机械也并非一窍不通。尽管我相信汇聚着各种信息的报告书早在我们抵达这儿前就已经被送到了她的办公桌上，但她还是十分详细地向我询问了VSI-2000的各类参数和生产状况。我们也一起参加了先期运抵美娜多的那两台发动机的静态点火试车实验，设备的良好表现为我和整个团队赢得了她的赞赏。

她的到来的确令我紧张了一会儿，可总体而言倒也不怎么让人反感。皇帝本人温文尔雅，似乎从不吹毛求疵，提问时就和最用功的学生一样认真，还是位非常安静、有礼的聆听者。倘若这个基地里的所有中国军人都乐意表现出如此和蔼的姿态，我的工作一定会获得更高的效率。

可惜第二天，现实就告诉了我，过分奢侈的幻想会多么有害。

7月1日，我的翻译兼秘书，从茵小姐——共同管理委员会坚持这样的人事安排——通知我今天下午仍旧会有人到访美娜多。对方希望我能拨冗会见，并在前往试验场向访客们介绍引擎和飞船建造计划的相关事宜。

这个要求让我顿时怒火中烧。“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和妳们一起完成‘钱学森’，而不是参加没完没了的社交活动！如果妳们只是想找一个接待员，那么就应该去沃顿雇一个大学三年生！我在Caltech的实验室里待了差不多10年，可从没学过怎么去向大人物推销‘商品’！”

我冲着那可怜的姑娘狠狠发了一通火。当我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时，她已经因为委屈而变得泪眼汪汪。之后她才向我解释，今天的来访者是计划的参与者——正在哥伦打洛基地接受登月训练的候选船员组成员，而不是我想象当中的“大人物”。换句话说，我得领着小家伙们进行一次快乐的现场教学。

这意味着在几天短暂的分别后，我又能得到艾丝黛拉热情的拥抱了。我立刻毫无原则地改变了态度，“勉为其难”地同意了这项活动安排。从小姐破涕为笑，我则因为自己的坏脾气和一贯的言不由衷而再次感到了自责。

和孩子们的重聚自然令人欣喜，但正如中国人的古老哲学总在提及的那样：福在恶，祸在善。见到候选船员们年轻可爱的面孔，同样意味着我必须再一次面对某个讨厌的家伙——她们的船长，刘。

直到飞机降落在美娜多国际机场的那一天，我才真正明白她为什么会和达瓦拉姆一起出现在阿莉娅的家中。此前我始终以为她在中国空天军里的职位是技术部门的某个文职将军，或是达瓦拉姆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形同亲属的师生关系似乎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强调的。然而，当我再次见到刘时，她的自我介绍却让我瞠目结舌。

“刘亚平，空天军准将。”这位身着海灰色制服、在军用扁帽上同时佩戴金银两枚徽章的军官，用比男性更为洪亮的声音向我们这群美国人宣告她的身份。“‘钱学森’号科学侦察舰舰长。”

中国人将行星际间移民船称为“科学侦察舰”，或许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军事色彩。但只要这条船由刘来指挥，她在我心中就永远是一艘军舰。而且，尽管中国人交给我的设计图里没有明确的武器设施，船体中的许多关键部位却明显设置了预留空间，很难不使人产生额外的联想。

当然这一切都不及刘的身份对我造成的冲击。我早该猜到，那时达瓦拉姆不会只带一个普通的学生或者随从来参与同我们的讨价还价，刘与她们的月球移民计划必然有着深刻的渊源。

不由自主地，我开始担心起艾丝黛拉的前途。我对刘的印象不怎么好，显而易见的是刘也很讨厌我。船长身份意味着她将成为全体船员的直接上司，艾丝黛拉和我之间的渊源很可能将导致刘对她的“区别对待”——绝不会是更宽松的那种。根据我们和中国人的协议，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方面的30名候选船员将有机会全数登上“钱学森”号前往月球，共同管理委员会将不会以任何无法量化的“非技术性因素”剥夺其参与计划的资格。然而，协议中也同样明文规定，一旦她们当中的某个在课程中表现出了任何“极端不胜任自身工作”的严重缺陷，训练中心将有充分的权限将当事人逐出计划，并重新挑选和训练候补对象。船长的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最具说服力。

我自认为不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也不相信所有人都会那样高尚纯洁。不幸的是共同管理委员会对于所有下属机构的权责分野有着严格的规范限制，训练部门无法干涉动力部门的工作，反之亦然。除了尽可能地避开刘，以免更多地触怒她，我能做的只有提醒艾丝黛拉，在训练课程中必须保持最良好的状态。我认为，只有那样才不会给“对手”提供太多找茬的空间。

过去我很少在学习或事业方面对艾丝黛拉进行态度上的强调，因为她从不缺少自发的动力。或许是我在仓促之中的变化显得太过突然，年轻人感到了一丝古怪的不信任，她在一开始的几次投影联络中对这样的话题表现得并不积极。而为了掩盖我一手促成“交易”的事，我也无法诚实地向她说明自己和刘之间曾有过那么一小段不甚愉快的接触。

基于以上的原因，刘和船员们的到访比皇帝的礼节性参观更容易使我神经紧绷。过去的我绝不可能这样在意工作场合里的人际关系，工程师的逻辑是我唯一愿意遵循的原则；即便只在几年前，JPL的人们还普遍评价我是“一道从不改变方向的光”。可现在，我一定已经遇上了生命当中的某个黑洞，她的引力足以让我发生扭曲。

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小黑洞对此仍旧后知后觉。

“摩根博士！我们在这儿！”

当我和从小姐前往试验场入口处迎接她们时，艾丝黛拉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开始向我大喊、挥手，兴奋得就像一只找到了母亲的雏鸟。

一如我所担心的，这样随性的举止立即给她招来了呵斥——而且还是从刘本人那儿领受的。虽然我的汉语水平始终停留在高中语言课的程度，但我还是能从刘紧锁的眉宇间见到因为被忤逆而产生的强烈不快情绪。军人的价值观中大概只有“服从”和“被服从”这两种状态，艾丝黛拉这颗习惯了在自由轨迹上运作的小星星，一定很难为她所接受。

受了责备的年轻人还算老实，很快就缩回了行军的队列当中。

行军，是的，我只能用这个词。因为这群穿黑色短袖T恤和运动长裤的姑娘——整整80人——居然正在刘的指挥下用跑步的方式朝我的试验场前进！我没有在她们身后看到任何交通工具的影子，刘显然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就让她们开始步行了，说不定从发射中心的停车场就……哦，该死的，那里离这儿足足有3英里远！

好在她们都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东亚和北美地区最优秀的代表，这点儿会要了我命的运动量对她们而言根本只能算是热身。

刘跑在队伍外侧，除了身着正式的军官常服以及皮鞋外，她行进的模样和船员们的没什么不同，步速和全身的节奏似乎也保持得非常好。说实话，这让与她同龄的我有些羡慕。

年轻人的队伍很快抵达了试验场的入口。我以为她们会停下，便本能地迎上去打算同刘搭话。然而在她用汉语高声喊了些什么之后，她们竟然毫无停顿地从我眼前径直跑了过去，就这样沿着大路堂而皇之地完成了对试验场的“入侵”。

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

队列中的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向我投来满是歉意的微笑，可她们也只能继续执行船长的命令。

没有人搭理我，刘也不对我作任何解释。她不断喊着由数字组成的口号，控制着其他人的步伐，带领她们继续前进。不出30秒，我、我的秘书，还有试验场大门，都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一群人在沉默中闯进了妳的家，而且妳还无法确定是否要报警。

“摩根博士，我们应该追上去吗？”从小姐显得相当尴尬。“棉兰女公爵……不，刘准将跑得很快，所以我想……”

我对中国的军事贵族群体毫无了解，之前也并不知道刘还有个头衔，但这种中世纪式的等级身份在眼下只能增加我对她的反感。

幸好此前我采纳了秘书的提议，向试验场管理处调用一辆电动四轮车以免除步行之苦。否则，我或许也只能和小家伙们一起“享受”这次体能训练了。从大门到试验场还有约1英里的距离，足够让我那对可怜的肺千疮百孔了。

我曾经的想法大错特。这根本不是什么“快乐的现场教学”，而是中国式教育的一部分。刘把我的孩子们当成士兵来训练，可我还无法为此提出哪怕一句异议。

好在她们总算没有一直跑下去。队伍和我们的电动车同时到达存放着VSI引擎实物的51号库房，这是她们今天下午预定参观的主要地点。年轻人在刘的口令声中整齐地排成八列横队，东方面孔与西方长相混合编组，按照身形由高到低。刘依然视我为无物，用生硬的口吻冲着船员们训话。也许她作为军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说话方式，不过在我听来就和吼叫差不多。我甚至想起了《全金属外壳》里的哈特曼军士长，刘和他之间的差异或许只在于性别，以及不用英语说脏话。

我在一旁像个哑巴女佣那样整整等了2分钟，她才教训完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羞辱谁，但她提到的“缺乏纪律意识”和“必须被首先擦干净”的“自由主义色彩”，都让我更加担心艾丝黛拉的处境。

这也导致我不得不对刘放低姿态。当她总算“注意到”我的存在，要求我开始为船员们介绍VSI-2000发动机的各项参数、工作原理和设计特点时，我也只好服从，不作任何有意的保留。我承认自己有点儿被她吓着了，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减少她的恶感，避免孩子的麻烦。

我不知道那些曲意奉承学校教师的父母，她们的行为是否和我有着相同的出发点。

带领船员们进入51号库房之后，我亲自为她们作了讲解。这是自项目开始之初，10年内我第二次向其他人如此详细地说明这件得意之作的方方面面。甚至于，比起过去在整个NASA高层面前所进行的那场报告，今天我讲得还更仔细一些，就连VSI目前最大的缺陷——以太阳能转化系统为核心的动力源——也没有避开。共同管理委员会印制的“钱学森”号说明手册每套共有12本，总计6572页，其中四分之一同高推力等离子火箭发动机有关。我不指望这些小家伙会有耐心在训练期内读完所有的部分，而今天的说明至少可以给她们留些重要的印象、带去几点有用的提示。

船员们大多很认真，这合情合理；让我意外的是，刘居然也在作笔记。因为美娜多航天中心的安全条例之中明确规定严禁在工作区内使用手环装置中的录音和录影功能，船长和她所有的船员都和十九世纪的人们一样，用铅笔在随身携带的纸质记事本上进行快速摘抄。

西方人明显有点儿跟不上节奏，而中国人的记录速度几乎没有变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方式。

真是讽刺，明明她们对纸制品的淘汰比我们更彻底。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刘要求船员“务必向摩根博士诚实地请教”，而未来的月球居民们对人生中的“第一辆车”也的确充满了好奇。她们五花八门的问题程度不一、良莠不齐。有的人非常专业地希望我能回答一下VSI引擎为区别于早期低推力等离子引擎而作的改进当中，还有哪些部分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比如推进剂的使用，氙和氩的优劣差异，还有喷嘴材料的选择，等等，一看就在来这儿之前做了不少功课。有的人显然看了太多的科幻小说，一开始就问我为什么不朝着所谓“无工质发动机”的方向迈进，而是继续“被束缚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还有人就和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一样天真烂漫，想要我告诉她，如果月球的背面真的有兔子，她们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接触方式”。

有赖于从小姐准确细致的翻译，我和这些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

让我颇为在意的是，无论“专业人士”的提问，还是“浪漫主义者”的渴望，几乎都来自船员中的东方面孔。西方人——我原本以为自由主义者会更积极些——反倒显得较为犹豫。只有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提了不少动力提升方面的问题。她们希望知道在航行条件下，尤其是在发生紧急状态时，飞船的操纵者是否有可能采用一些非常规的“物理手段”，来向VSI引擎转移能量。

我不清楚出现这种态度差异的具体原因。中国人看来确实受到了刘的鼓励，在求知欲的满足方面表现得非常主动。而和我一样用英语作为母语的孩子们，似乎还没能适应这片远离家乡的新土地。但愿这种拘谨只是暂时的。

本着技术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我对所有涉及专业领域的问题一一作答，同样乐意花时间与年轻人进行讨论。只有“无工质发动机”也许无法得到最满意的答案，一来我向她说明，自己在科幻作品方面涉猎不多；其次我也告诉她，在当前的理论物理学水平下，我们的技术仍需要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那么‘月球兔子’的事呢？”艾丝黛拉问。“我也想知道！”

真是太糟了，我本打算故意漏掉这个问题，因为刘显然不会喜欢。最初提问的傻姑娘和没有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艾丝黛拉都会有麻烦，尤其是后者。

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效仿鸵鸟。“我想那是属于神话故事的范畴……”我苦笑道，尽力让这次问答本身看起来不过是个用于调节气氛的玩笑。“如果去请教一位文学家或者民俗学家，也许妳们能获得更有意义的答案……”

可以想象，当刘那死板、僵硬，如同铁锤敲打着铁砧的声音从近处传来时，不安会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在我的心中增长。

“我们应当感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考与复习机会。在过去的几天里妳们都已经熟读了‘月桥’计划的基本安全条例，我希望妳们当中的某个人可以为大家，还有摩根博士，解答这一疑惑。”

刘竟然这么说！我差一点儿以为她是在故意讽刺我。

然而真的有人举手，自告奋勇。一位来自中国的船员，年纪同艾丝黛拉她们相仿，与她们同在第一排，可自愿发言时的神情却极为严肃认真，甚至连我心目中永远的优等生瓦伦汀娜都不曾展现过这样的姿态。在得到刘表示许可的点头示意后，她开始用足够每一个人都听到的清晰嗓音阐述自己的答案——

在月面遭遇包括“兔子”在内的一切“非人活体”都是危险并且必须引起警惕的状况。因为已知的事实证明，的确有几种微生物，包括水熊虫，能够在充满太空辐射的真空环境中长期生存，故而所有出现在月球表面的“原生生物”，均可能对船员和驻扎人员构成威胁。这种威胁或来自对方所携带的不明疾病，或源于该生物本身的攻击性。

仅仅这些论述就已经把我惊呆了。也许是错觉，我甚至感到这个女孩在发言时的嗓音、语调和神态，都和刘非常相像。

达瓦拉姆到底往这条船上塞了多少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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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苏拉威西岛北部城市，位置东经123°04’ ，北纬0°32’，处于赤道之上，南濒托米尼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