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2年对于美国来说也许注定要成为不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原本稳操胜券的民主党候选人，前任国防部长霍华德·坎伯尔，意外地落败，丢掉了朝思暮想的椭圆形办公室。

这位年过70却仍旧身强力壮的鹰派政客曾经被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看好。尤其在他战胜时任副总统和诸多其余对手，赢得党内初选后，每一家民调机构公布的结果都是他会以至少20%或25%的选举人票优势获得最后的胜利。来自自由党的竞争者懦弱可欺，只会老调重弹，在恢复经济方面点金乏术；而别的候选人要么默默无闻，要么缺乏有力的后盾，在两党政治的恶性循环中，一开始谁也不指望他们真的能够有所建树。

然而，黑天鹅却在投票前的最后一个月降落在了所有网络媒体的头版头条。某个无名氏向北美的超过1500家新闻媒体发送了他和他身为NASA首席行政长官的侄子，以及一群商业届和政治圈男性“成功人士”在其庄园内举行私人聚会时的荒唐视频，还有大段他和几个应召女，乃至男妓厮混的不堪画面。更为致命的是，这伙人所在的派对现场还拉着写有“MEN POWER”字眼的横幅和贴着相同标签的气球，甚至有人穿着类似的T恤在镜头前招摇过市地自拍。

众所周知，由于“Patriarchy”或“masculinity”，以及“male-dominated”之类的词已经因为其“性别奴役历史”而遭到政治正确人士的坚决抵制，残存的男权主义者和“女性仇视主义者”们才会用“men power”或者“machismo”这样原本并无此意、只是可以加以“引申”的词汇来隐晦地取而代之。

于是坎伯尔先生只用一个上午就成功地得罪了全美国四分之三的选民。

“我们也许会乐意用几个外表不错的男人来装饰白宫，但他们休想挑战女人的社会地位！上帝既然把这个国家交到了女人手中，我们就不会容忍任何一个和魔鬼签约的男人来夺走她！”

吃晚餐时，当我从ABC的网络新闻中听到保守派女权主义者们的这番咆哮时，霍华德·坎伯尔已经发表了退选申明。

而他的侄子，那个在我看来早该受惩罚的威廉姆·坎伯尔，也因此被迫接受国会的调查。据悉，由于从“具有社会正义感”的匿名人士那里得到了新的证据，华盛顿的地检处随时有可能对他在主管NASA期间的渎职和贪污罪行提出指控。

坎伯尔叔侄的丑闻难以避免地连累了民主党，已经连续执政20年的驴子们一败涂地，丢掉了白宫。

他们的主要对手并未由此获利。自由党的候选人，一位有着摩门教背景的女参议员，在正式投票中也只不过赢下了中西部地区的寥寥几个传统选区。经过了漫长的3个世纪后，这个国家的选民们似乎真正地厌倦了“在不喜欢的人中选择次不喜欢的”模式，因此，大部分人把票投给了某个毫无从政经验的独立候选人——辛迪·泰勒。

她是《花花小姐》杂志旗下的前成人片女演员，在于45岁宣布息影“退休”并投身“全面女性解放运动”之前，据说创下过与15000名不同女性在镜头前“合作”的世界记录。她的支持者们声称，她的“作品”影响过全美“百分之八十”青春期少女的“价值观”，因此她是一位“真正的传道者”，比那些满嘴谎言的政客更配得上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当然，必须郑重声明的是：我并不属于这所谓的“百分之八十”。我只在露易丝上大学时的租屋里见过这位泰勒女士的比基尼海报，直到这次选举以前我还以为她仅仅是个“演了很多无聊生活题材电影的女演员”——露易丝当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现年52岁的泰勒女士在得知当选的消息后哭了，不知是因为喜极而泣，还是出于害怕。有小道消息说她参加竞选只是一次聚会上和狐朋狗友们打赌的结果，根本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会赢。她的竞选活动只包括一次在比弗利山庄自家豪宅内的“筹款晚宴”和一次乘坐租用花车绕洛杉矶市区一周的“拉票宣传”，少得趋近于零。至于她的施政纲领，只有“让我们分享快感”这一句不知所云的话。结果这句话现在被那些疯狂的年轻人刷满了弗莱彻—鲍伦广场[注1]周围的建筑外墙，狂欢人群在全国各城市引发的骚乱规模超过了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杀的那一年。

可怜的约瑟夫·钱伯勒博士为此差一点儿得了忧郁症。因为“霍华德·坎伯尔至少还知道应该往内阁里塞些什么样的人，可辛迪·泰勒就连怎样在法案上签名都不懂。”

抱怨那个爆料给媒体从而导致如今这种局面的家伙成了同事们在虚拟聊天室中的主要话题；而当我们聊这些的时候，我的那位金发朋友总会在我身旁露出幸灾乐祸似的笑容，好像她就是那位一手制造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大政治丑闻的人。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毕竟她从不关心政治，为了赶上预约的美发时间还错过了投票。

我同样没有参加投票，大选当天我正在加州理工接受校务委员会的面试。

这天晚上我在通讯网络中被告知：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全体师生，共同期待着“将一座城市送上月球的”伊尔莎·安妮·摩根博士从这个春天开始再度“回到他们的群体中”。

美国有了一个成人电影明星出身的总统，就算是最擅长信口开河的媒体政治评论员，现在都难以言之凿凿地预测这个国家的走向。

我则接受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教职，在阔别18年之后重新回到那座小而精致的校园。只不过这一次，我的位置并非塞满机器和管线的实验室，而是一间属于自己、完全由我支配的课堂。

2092年的秋天，我和这个国家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不同之处在于……我想我的会更顺利一些。

我没有选择留在美娜多，令大多数认识我的人都感到惊讶。当达瓦拉姆博士在前一年年末公布她的退休计划时，她提名我继任共同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消息已经传遍了科学家与工程师们的圈子；周韺还委托已经转入文化部门的从小姐捎来亲笔信，以示期待之意。最为兴高采烈的莫过于美国政府。我虽然不讨他们喜欢，但终究是个美国人，我的就任或许能让他们有机会将“西方文明重新获得世界太空计划的主导权”作为一项政绩大肆宣传——尽管中国人对此似乎毫不在意。

可惜他们每一个人都注定要失望。我带着歉意婉拒了达瓦拉姆博士与皇帝的邀请，同时提出了辞呈。2087年时我与共同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合约时效是3年，之后又根据补充条款经过了24个月的自动延期，到6月时恰好期满。谢绝续约，不会给双方带来任何法律方面麻烦。

而且，眼下正是我们麻烦最少的时候。

此前，在长达3个月的调查之后，“星舟5”号的事故被宣布为一起孤立事件。由AI部门和安全部门提交给共同管理委员会的联合报告显示：“叛乱AI”的数据代码中出现了程度极其微小的字节丢失，很可能这就是逻辑错误发生的原因。

尽管也有传闻说AI部门的数据员曾经神秘失踪，但根据公开的记录，当事人只是因为家庭原因而自动离职——并且是在事故发生以前1个月。中国方面表示不欢迎任何阴谋论的传播，所以这件事最终被当作单纯的事故进行了最合适的处理。此后经过修正与为期2年的测试运行，至2092年春季，所有新型号船用与基地用AI均没有再发生新的差错。

我曾经尝试向约瑟夫·钱伯勒打听其中的“内幕”，可老头对此永远守口如瓶，与往常的知无不言判若两人。考虑到过分的深入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后我也刻意忘记了这件事。

同样在2092年，3月时VSI-2000A型下线了第一台验证机，而计划中搭载这款新式引擎的第二艘大型飞船“西奥多·冯·卡门”号也即将开始她的建造工程。

索末菲环形山周围的第一个定居点已经初具规模，月面发射场与能源采集设施相继实现了正常运作与规模化生产。

中国人的元老院批准了用于建造一艘大型试验飞船的预算拨款，皇帝特意选在4月1日签署了这份命令，并将印有她亲笔签名的命令副本和签字笔送给我，当作生日礼物。

人类在新世界的生活正平稳地走向自给自足，“月桥”计划渐入佳境。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对我和我的梦想来说，也许是最为恰当的。

周韺为此在第二封信中礼貌地表达了她的遗憾，但就和我设想的一样，皇帝没有表现出太多尽力挽留的意图。

“妳让我想起了一个熟人，某个曾经教会了我一切的人。”皇帝在信的末尾写道，“那个人无论有过多少犹豫不决的时刻，每天却只做着正确的事。所以我相信妳的选择，那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共同管理委员会就批准了我的离任请求，并通过选举的方式分别决定了达瓦拉姆和我的继任者。

我在美娜多的热心邻居、“月桥”计划生命科学部门的负责人安娜·阿玛丽亚·冯·摩泽尔博士将成为共同管理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动力部门在今后5年内的主任则是我的一位中国副手。

选择一位欧洲出身的科学家担任主席一职有助于维系中美之间的力量均势，而后一种人事变动则将在最大限度上保证现有引擎开发计划的延续性。

此外，我的继任者同我在引擎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方面保持着认知观点的高度一致。我们都反对在缺乏充分理论依据的前提下强行开发无工质型引擎，但也赞同所有的可行性研究——包括曲率航行技术。

“真遗憾，我无法再从妳这里得到那些务实却有不拘一格的观点了。”当我向她推荐我的继承人时，周韺的表情似乎正在这么说。

我相信皇帝对我的邀请的确基于本心，但即使是强大的统治者，也必须考虑在愿望与现状之间取得平衡。

自从对救援计划人选的干预事件发生，我在帝国朝廷的一部分人眼中就不再是个单纯无害的书呆子了。刘的政敌认为我的行为是一种蓄意破坏，而刘的朋友则将我视作可以拉拢的对象。帝国内务部和空天军对我的态度截然相反，据露易丝说——天晓得她怎么打听到的——和我有关的争论还曾出现在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例行会议当中。

宰相阁下从未对此发表过任何直接言论。实际上，作为从小姐的母亲，她在之后的几年间始终对我表现着足够的宽容和友善。她的协助在改进型引擎研发和定居计划的后续实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我很清楚，在中国人的古老哲学中，她们一贯擅长于将同一事物分为不同的方面，然后以各有差异的态度去对待。她或许会喜欢实验室中的我，同时也讨厌皇帝身边的我。

问题在于，我不打算根据其他人的喜好来决定自身的去向。

我为“月桥”计划服务了5年，无保留地贡献了我所知的一切。作为实现梦想的代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起初也有一些同事认为我的回国意图会遭到中国人的阻拦，而理由则是美国人曾经对我在上个世纪的校友钱学森博士这么干过。当钱因为他的种族身份失去白人的信任，这位JPL的奠基人之一遭受了联邦司法部门长达5年的软禁，以阻止他返回东方的故乡、帮助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

只是中国人并没有对我的行程采取任何负面干预，美娜多发射中心反而为我和其他一些离职的同事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我又得到了一堆来自各国政府的勋章，而中国人的就和她们对现代公寓楼的美学设计一样，始终让我不敢恭维。

我想周韺和她的宰相根本不担心我会向她们的西方对手透露关于“月桥”的秘密。设法阻挠对手的前提，是对手首先值得妳去阻挠。

我成为自由之身的消息很快就在学术圈子里传开，这为我带来了许多工作邀请。大学、私人研究所、大型科技企业，甚至还有广告公司——她们希望我能为新的“月球旅行”项目代言。

对于最后那一项我自然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因为我并不希望多年之后会有一群新的恐怖分子感谢我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袭击途径。

而其余的邀约，我也一概有所保留。有些去处的确符合我的兴趣，可是在又一次冲动行事以前，我最好多给自己留些时间用来考虑。

露易丝也这么认为。“现在的妳是全世界最值钱的工程师，崇拜着妳的傻瓜和窥视着妳的贼都很多。”她说，我得小心点儿，别把自己弄丢。她还提出由她担任我的经纪人，并且保证一定会把我“卖个好价钱”。

她总是这样无边无际地开玩笑，让我不免想要反击。“为什么妳不自己出价呢？”我反唇相讥，“假如妳能出得起10位数的话。”我的大脑应该能值这个价。

“真的吗？只要我能拿出10位数，妳就会永远只属于我？”她笑着反问道，口吻就好像自己是个正在参加非法奴隶拍卖会的亿万富翁，而且真的能立即从个人信用账户里取出10亿共通单位。“一笔好买卖，伊尔莎，在我看来妳是件无价之宝！”

我只好不再提这样的话题，免得又被调侃。据我所知露易丝·斯普林菲尔德从来没有存钱的习惯，她所拥有的东西中唯一可能超过10位数的，只有每天捉弄我一次的那些坏点子。不过我想她确实可能有些富裕的朋友，否则那些随时“待命”的高价豪车和私人飞机又是从哪个口袋里变出来的呢？

暂时无法决定接下来的去向，给自己放个假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我还需要时间来处理阿莉娅留下的资料，搬家后的整理与打扫也得占用不少工夫。许多人都建议我休息一段时间，我也计划这么做。

8月初，我搬回了帕萨迪纳的那套沿街独立公寓。就和她之前许诺的那样，露易丝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候着我，并且以她永不改变的热情送上欢迎的拥抱。我曾担心在美娜多的忙碌日子会让我难以适应回家后的生活，可当露易丝将我揽向胸前，让我陶醉在源自发梢的茉莉芬芳中时，我知道那不过是杞人忧天。

莱卡，我的食客兼房客，对于牠的新家似乎相当满意。露易丝刚刚为我们打开门，小狗就第一个钻了进去。等我追上牠，却发现小家伙已经抢先占据了起居室里的沙发。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头，此后的每一个晚上我和莱卡都会为了沙发中间正对着媒体墙的那个位置发生一番争夺，而在我们闹得不可开交时，正在准备晚餐的露易丝都会从厨房里跑出来，站在起居室的门边津津有味地充当观众。

她能够用来嘲弄我的话题又增加了，为此我担心了许多天。好在金发朋友显然更喜欢“火箭公主”这样熟悉的称呼，“和小狗打架的摩根博士”才没有变成我的新头衔。

露易丝搬来与我同住，某种意义上拯救了刚刚回到洛杉矶的我。尤其是在我的那些箱子被从美娜多陆续运抵帕萨迪纳后，她的存在成了使我不陷于绝境的唯一保障。5年前我离开这里时几乎只带着梦想和一本蒂斯黛尔的诗集，现在仅仅我新购置的实体书籍以及合法保留的资料图册就重达1500磅。还有帝国政府与皇室、共同管理委员会、美娜多发射中心和各位同事们——甚至包括科学家社区的管理员母女，在我离开时赠送的纪念品与“土产”，多得简直可以让我马上在格罗夫购物中心[注2]开办一家以“远东风情”为主题的特色商店。

我完全无法想象孤身一人被这些东西“淹没”的情景，只是幸好我还有露易丝。她极富条理地处置了一切，将食品分别收进冰箱与贮藏室，区分纪念品、装饰物、家具、绘画、书和资料，把其中最为贵重的那部分送去银行金库保存，其余的则暂时放进出租仓库。接下来几天里我们的工作都是在上午时开车去仓库整理纸制品，然而在中午时载着其中的“一小部分”返回。由于我们干活时总把莱卡留在一旁与书作伴，百无聊赖的小家伙又增添了一项兴趣——盯着一本犬类科普图册上的照片发呆。

东西多得有些超出了起居室和书房的容纳能力，只不过我从未产生动用二层某间“空屋”的想法。尽管房间已经失去了它的前主人，可我仍旧固执地希望将之保持原状。露易丝同样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她了解我。

我和仍然留在“月桥”计划中的前同事们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有从小姐，她在共同管理委员会中枢系统内的新职位能够为我提供有关计划进展的最新消息。和她们的对话总能使我受益匪浅，只有当从小姐偶尔提出希望将我的《伊修塔尔号》译成汉语另行出版时，我才会逃跑似地离开虚拟聊天室。

很不幸，有些事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充实却也悠闲的生活持续了大约1个月，9月时，爱德华·史东的联络改变了我的心情。当我的“前老板”告诉我，有一个工作机会正对我“虚位以待”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想要把我弄去他的埃隆·马克斯基金会当技术顾问。可实际上他告诉我的消息却是：加州理工在成为JPL的唯一管理者之后利用史东提供的基金会资源扩充了与太空工程有关的众多研究项目，他们需要为第二年开始的新学期招募几位新的课程主讲人。大学方面一直关注着我的状态，故而学校董事会希望能够由爱德华·史东首先前来做一番试探，询问我的设想和要求。

“所以把一切都告诉我就是你的‘试探’方式？”我笑了。

“我只是认为，这样能够更容易让妳接受。”他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坦然的表情则比语言更直白。

爱德华·史东没有向我解释他如此判断的理由，也许在他看来我也像很多有社交障碍的人那样，更愿意躲在熟悉的环境中，而不是屡屡尝试新的冒险。

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我或许应该当场拒绝，并且抛出早先收到的那些工作邀约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可是，我似乎故意让自己忽略了这样的选项。史东的身影从手环投影中消失以前，我已经同意向加州理工发出我的简历。

我想又是冲动的个性支配了我的行为，但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存在。阿莉娅在最后的信里提醒我，在大国之间保持利益的一致才是维护合作与和平的最佳途径；而我想，不断创造出能够令对方产生浓厚兴趣的新事物，正是工程师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大学，尤其是加州理工，将会向我提供更好的平台。

露易丝支持我的决定。尽管我在冷静下来之后对这一决定产生了不确信的动摇，她却说，“其实妳早就证明了自己，摩根‘教授’，没有人会怀疑，妳能培育出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

露易丝一定会后悔这么说的。她的话让我因为陷在回忆中而长吁短叹了一整晚，以至于她不得不持续安慰我直到嗓子沙哑。

简历递出之后我几乎忘了求职的事。在书海中畅游的每一个白天都令我感到无比自由，露易丝的陪伴则使任何一个夜晚都不再显得寂寞冰冷。至于莱卡，牵着牠在街道上散步时，我才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在这座久居的城市中忽略了太多美妙的景致。

10月下旬，当这个国家正因为坎伯尔的“派对门”丑闻而逐渐陷入一种狂欢节般的失控状态，来自加州理工2092年度招聘委员会的电话终于让我暂时告别了闲散的时光。

我花了1天时间来准备网络面试。找工作这样的事对我而言已经十分陌生，因此我稍稍感到有些紧张。但在面试开始后，我却发现这次网络面试的主席竟然是现任校长明娜·葆琳·海因茨博士，而负责人文素养和社会背景提问的考官也是我过去的教授。

“嗨，阿莉娅的小女孩，还记得‘阿尔文’吗？现在来我教室上课的学生们还会从它那里买咖啡，它替妳攒的‘摩根科幻电影基金’大概已经足够买下一座老电影棚的了……我们亲爱的大导演。”

海因茨教授的开场白让我想起了三年级时用实验室冗余材料制造的那台“机器咖啡小贩”，还有另一个早已被我遗忘的梦想。

先前的担心是多余的，网络面试的气氛相当轻松。相比提问和刁难，我的教授们仿佛更愿意和我一起回忆当年的时光。她们花了半个小时闲聊，留给专业技术问题的却只占了寥寥数分钟。在告知我本次面试结果会在3天内送达以后，教授们离开了虚拟聊天室。事实上，不到24小时我就收到了新的通知——招聘委员会祝贺我通过了网络面试并同时发来了关于现场面试的邀请。

我因为如此简单的闯关而倍感吃惊，可露易丝却认为这很平常。“没人会用微积分来考艾萨克·牛顿。”她这么说，险些令我得意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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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附近有市政厅等大量公共建筑。

注2： 洛杉矶和南加州地区著名的商业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