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竹稚没有再说出那四个字，只是松开了环住我的手，定定地觑着我。

我能瞧见她星辰般的双眸一瞬间闪过了许多复杂的情绪，或是恼怒、悲伤、不解、失望、心痛。终于，那上面蒙上一层薄薄的雾。

我稍微侧头，吻上她的唇。

她似触电一般推开我，随即，一记响亮的耳光稳稳地落在我的脸颊上。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

“......韶儿。”竹稚红了眼眶，将声音压低。

脸上火辣辣的疼。

我释然一笑，眉宇舒展开来。

我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在跨出门前回头望了她一眼，唇角弯一弯：

“......新婚快乐。”

我离开了许家。

收拾好行李，我留了一封信，写的是我已加入国民党，事务繁多，如今也该一个人打拼了。许宅的天空仍旧明朗，并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而变换。

我默默地将那张照片收藏起来，放在一个精美的小盒中。

在孙总理的带领下，我们齐心协力，准备打造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今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我也终于听到了李大钊同志宣扬的马克思主义。

思绪不免又飘到几个月前，竹稚在夜空下对我讲的话。心难免有些钝痛，歇息片刻后，又将全身心投入文件中。

在扶持中国的同时，关于一战的捷报也不断涌入耳中，大家都在猜测哪方会取得胜利。

许毅会与我寄信，问我是否回家看看。我拒绝了他的好意，说事务缠身，在回信中报了个平安，又写了对家人的祝福。

我写祖国变迁，写周遭景色优美，写晴朗的天气，写壮丽河山。

第一年春节，我在很远的北平，无法回许家。

第二年春节，我和同事在一同处理新颁布的小型纲领性文件，未回许家。

我收到紧急电报赶去北平，只见浩浩荡荡的人群举着旗帜，大声喧喝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

站在阁楼上高高观望的我，眼睛莫名发酸。这些学生，这些青年才俊，是如此有魄力，让我感受到了家的味道。

人民的家要到来了，那我的家，又在何方呢？

第三年春节上下，我在处理某大学的演讲稿，仍未回。

雪花如柳絮，飘飘而落，冻得刺骨，美得凄凉。

“小胡同志，”我疲惫地阖上眼眸，“你能帮我代这几日的班么？”

瘦瘦高高的青年允诺下来，道：“许同志，有什么要紧事吗？”

我愣了一会儿，回答：“我回趟家。”

许宅依旧没有变样，暮色至了，我伫立在门口，迟迟不进。望着那刷上红漆的大木门，忽然间失了勇气，只得掉转头去，失措地逃离。

在集市上闲逛着，很多和睦的一家子在外散步，有爆竹声，嬉闹声，小孩们窜来窜去，不亦乐乎。我抬眸，忽见几十米开外的石桥上站了一个人，身型高挑，柔发流泻，墨蓝色的长裙上披了一件雪白的毛绒外衫。

恍惚之中那女子似乎凝视了我许久，我也呆立在原地。最终是我按捺不住，调头离开。风刮过，脸上有冰碴，手亦是凉的，有些彻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成立。这消息传到我耳中时，我略微怔了怔。

我想起自己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她了，自民国六年算起，至今已有四年。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身为黄埔军校的教师，我投入了教育事业，奔波劳累。次年三月，孙总理去世，我含着泪水，在他棺前放置了一束白玫瑰。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以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首的三大军阀势力为目的，奋力进军。

在分配时，我被派去支援实力相对较弱的共党军队。

叶挺同志将他手下一支伤病小队托付与我带领，自己英勇杀敌，奔赴前线。

我带着手下在一座小农村里休息，顺便休整装备。喝稀粥时，有人在门外大喝：“伤员！有伤员！”

我立马放下手中的饭碗，即刻奔出去，只见简易担架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呼吸薄弱。我心跳没来由地一滞，放声喊道：“叫小张过来！”

小张是军队里的医生，这会儿应该还在山林里采草药。我懂一些医术，简单处理伤口倒也是会的。于是我便拿好棉签，将消毒水、绷带、镊子等物摆在一旁。

我瞟向担架，先是一愣。

那是个女人，面貌昳丽，被鲜血浸染后多了一丝病态与苍白，嘴唇紧抿着，迷糊之中睁了一次眼。那墨蓝色的眸光一晃而逝，还伴随着一声颤抖的低唤：

“韶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