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阿莉娅的小女孩，妳做得对，没人能为了今天的事责怪妳。”钱伯勒博士在下飞机时安慰我。“我们已经讨论过，要在整个学术界发起一场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抵制环保恐怖主义和助纣为虐的蠢货政客。所有大学都会参加，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会罢课、会去静坐，还会占领华盛顿的街道和每一处政府公共设施。我们要让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拼不对却还以为代表着全人类的白痴明白，谁的声音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
决意为了尊严赌上全部职业生涯的科学家打算背水一战，而且认为我们的正义必然会取得胜利。可是，很奇怪，在听他这么说时，我竟然没有一点儿激动的感觉。
“可怜的老家伙，他们的想法还停留在2028年大学生们为了反对第二次朝鲜战争而‘占领白宫’的时候呢。可惜时代早就变了。‘正义’和‘理想’再也不是美国人关心的东西，傻子们只在意自己能在社交网络上贴出多少张参加抗议的帅气自拍照、得到多少个狐朋狗友的‘赞’。书呆子们的抗议是不会有用的，那些家伙只会被人笑话。”
来机场迎接我的露易丝，在发表评论时一如既往地伶牙俐齿。
“这么做至少能告诉这个国家，还有人愿意为了未来而抗争！”我很不甘心——即便我其实认同露易丝说的。
金发朋友用不置可否的表情回答了我，我想她一定不希望实话实说对我造成太大的打击。
但是科学家们所计划的行动并没有成为现实。当天晚上，最新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取消原定在两天后开始的罢课和游行，改为向联合国与世界科学家联合会、世界工程师联盟投寄联名信，希望有更强的力量能够干预国会的最终决定。他们也会尝试联络所有参与“阿尔忒弥斯”计划的公司企业，以便获得院外游说集团的帮助，阻止《科特兹-多诺万法案》的通过。
“妳的老妈妈阿莉娅不同意我们上街去朝那些小混蛋吐口水。”钱伯勒博士在投影中无可奈何地对我摇晃着他那覆盖着大胡子的饱满下巴。“她找到我们每一个人，说能用更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她是个好人，许多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所以……好吧，我们当中没有胆小鬼，可我们都尊重真理，还有阿莉娅。”
我本该对这样的结果表示失望，可实际上我却感到安心了一些。或许是因为阿莉娅成功制止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冲突，又或者是因为不会有同行像我所遭遇的那样被逮捕、被驱逐。
傍晚时分，我给仍在医院中的阿莉娅打了电话。她已经知道了发生在听证会上的事，只是相比月球定居计划的终止，其他的“连带结果”才真正令她担忧。
阿莉娅告诉我，也许大学的抗议活动会让政客们在彻底杀死“阿尔忒弥斯”之前三思而后行，但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由此产生的裂痕将会完全撕碎这个国家。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科学家就担负着探索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职责。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我们所做的许多事，在普通人眼里往往是神奇的，甚至形同魔法。但科学家终究不是神，更不是仇恨着或者蔑视着普通人的神。我们应该成为引领者，却并不适合扮演统治者；我们设计这个世界的未来，可单凭我们永远无法建成未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人们理解科学是我们的使命，让所有人都爱上科学是我们愿望。可一旦科学家开始将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划分出大众的行列，我们的社会也就将面临着被割裂的危险……不，比一分为二的割裂更糟。一艘失去领航员的船，无论触礁、搁浅，还是沉没……等待她的命运都很难说会是光明的。”
这就是阿莉娅的想法，也是她劝说钱伯勒博士等学者放弃激进行动的原因。当我和其他人正为了自身那逐渐走向破灭的梦想和由此所蒙受的屈辱而耿耿于怀、怒不可遏时，她却在忧虑着另一场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危机。
我想，我的思想或许永远都无法达到阿莉娅精神的高度，和她相比，我始终只是个不成熟的学生。
可无论怎样自省，我依旧难以改变要面子的别扭性格。今天发生在听证会后的那些事当然要对艾丝黛拉保密，我可不想让自己被国会警察扔到大街上、还被鸡蛋打中脑袋的难堪经历暴露在无可替代的孩子面前。同样的，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向她解释“阿尔忒弥斯”计划遭到无限期冻结的消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人类在梦想破灭时的苦涩体会，我不愿去想象她伤心的模样。
所以我选择了守口如瓶，甚至在和阿莉娅通话也故意躲进自己的房间。我还要求露易丝不在家中提及此事，免得让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听见。金发朋友同意了，虽然我知道她的赞成实际上有所保留。
“我的火箭公主，妳没发觉自己已经变了？过去的妳只可能实话实说，还会找些诸如‘让她学会独立解决烦恼’之类的理由来开脱，可现在的妳却越来越像一个把孩子当作人生中心的母亲了。”
露易丝这么说，调侃中夹杂着几分苦笑；而我也愈发地不清楚应该怎样回应她的嘲弄了，毕竟科学家们最不擅长的，也许就是对事实的视而不见。
爱孩子的母亲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得到命运的青睐。艾丝黛拉喜欢向我展现她的学业和生活，却从不过多干预我的工作。这次也一样。她没有对“出差”的内容刨根问底，只是一个劲地告诉我海因茨教授在我离开的这些天又往她的邮箱里塞了多少和实验室工作有关的备忘录，以及她和瓦伦汀娜最近开始的一项新爱好——制作并发射小型低轨道火箭。
在我回家的第一天她们就向我展示了面目全非的地下室。这处长期以来只被用作杂物房的空间，已经被改造成了年轻人的工作室。本就不多的一些生活物件被赶进了可怜巴巴的小角落，用于制作和加工零件的数字工作台成了主角，能够按照既定配方调制火箭燃料的自动化迷你实验室则占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地方。她们还给这里装了存放化学药剂的小容量工业冷柜——由废车场里的冷藏车零件改造而成，仅仅花了不到50共通单位。而房间里的大部分设备同样都是旧货，不是来自城外的垃圾焚烧厂，就是在易贝上买来的二手，乃至于三手玩意儿。只有3D打印机所需的高分子树脂材料有些昂贵，但就和订购化学品时一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足够支付一切所需。
“去买航空煤油时，网络五金店的人差一点要报警。”艾丝黛拉用气愤的语调告诉我，“可恶的恐怖分子、可恶的‘格雷塔’，他们到底还要给我们找多少麻烦？”
后来我才知道，有多次这类遭遇的只有艾丝黛拉。在将采购的负责人改为瓦伦汀娜后，她们就再也没有被人怀疑过。而对于初次见到她们的人而言，这两位加州理工在校生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瓦伦汀娜长着一张白人的面孔。
那些在听证会上抓着种族话题大肆抨击科学机构的小人，除了表面上的政治正确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从来不会关心真正的生活是何种样子。
我忿忿不平，提出可以由我来替她们订购“火箭计划”所需的材料和零件，毕竟我认识很多这方面的代理商。但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这是她们的计划，理应由她们自己来完成。
她们显然长大了，责任、尊严、荣誉，我能从她们骄傲的眼神里体会到种种这些，而令指导者欣慰的莫过于亲身感受着正在发生的变化。至于我自己，恐怕真的如露易丝所说的那样，就快要蜕化成一位容易担心的母亲了。
多亏了她们的自制火箭，在“阿尔忒弥斯”计划停摆的日子里，我有了全新的期待。JPL只剩下几个无关紧要的商业发射项目，比如为某个中国阔佬的孩子发射一颗“生日卫星”，好让他的傻儿子每年都能收到一条来自太空的祝福。我的团队几乎无事可干，所以我干脆给自己以外的每一个人都放了假。
正像露易丝在关于失败的预言中所说的，科学家们的努力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国际组织并无干预美国国内政策的权力，只能苍白地表示遗憾；为利益服务的“院外游说集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国会同意在中止计划的同时仍旧拨出特别款项以偿清所有合同中的积欠，并给予利润受损的企业充分的经济补偿，那些拥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和制造企业选择了及时抽身、作壁上观。科学家们孤军奋战，很快就在媒体、政客和普通人的联合围攻下陷入绝境。
不久之后白宫便会宣布永久关闭整个计划，我相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在经历了之前几天的剧烈风波后，就算华盛顿方面在明天宣布解散NASA、关闭JPL，我也不会再感到奇怪。
因为无所事事，每天我都能很早离开实验室。过去通宵工作甚至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生活，与现在相比简直就是一场梦。
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慷慨地邀请我观看她们的工作，前提是让她们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火箭制造中只当个旁观者——这对我还是个全新的体验。不得不说，要很快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并不容易，好在我还是遵守了约定。即使的确有几次在她们因为经验不足而遇上瓶颈时忍不住想要给些提示，艾丝黛拉不愿放弃的模样还是制止了我的蠢蠢欲动。她们把一天中能够找到的空闲几乎都献给了这枚小火箭，只有晚餐和阅读时间才能使她们暂时离开工作室。
孩子们忘我的探索精神令人动容，她们每一个小小的进展、每一次对困难的跨越，都能使我一同分享喜悦。自从成为飞船船员的梦想破灭，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激动了。
终于，当3月的足迹快要延伸到尽头，年轻人的努力迎来了收获的时节。她们将这枚新火箭定名为“帕萨迪纳5”号，作为过去4款“旧作”的延伸。“帕萨迪纳5”号将搭载一颗重量为2.5磅的微型卫星，并将卫星送入距地面101英里的轨道。进入轨道后的卫星将向地面“控制中心”发回预定信号，以证实发射的成功。我很荣幸地被告知，卫星将以我的名字命名。作为“回报”，除了继续贡献出地下室之外，我还得为这群了不起的工程师们准备当天的三明治和咖啡。
“帕萨迪纳5”号的发射场位于距离洛杉矶市区东南130英里处的科切拉山谷中。当地靠近棕榈泉，在初春时节和目前的安全形势下游人不多，也是“科蒂研究小组”的传统户外实验场。瓦伦汀娜在那里有一座度假木屋和大约200英亩的私人土地，能够充分保证她们的发射活动不受烦人的加州反移民民兵组织干扰。
艾丝黛拉将发射日选在4月的第一天。我向JPL请假时填写的理由是“观摩重要的火箭发射行动”，为此实验室主任还专程打来电话，旁敲侧击地询问我“是否一切都好”。“可怜的摩根因为登月计划被取消已经精神失常了”——我猜他们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准备了2台福特越野车和1辆载重8吨的道奇皮卡，由露易丝、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分别驾驶，将火箭、卫星、燃料、控制设备、一大堆食物和饮水、防身用的自动步枪及后备弹药，以及我——唯一的乘客，提前2天送到了发射点。年轻人开始在生长着沙棘和仙人掌的荒滩上组装这枚25米高的火箭和发射铁架，我和露易丝负责打扫屋子和做饭，顺便用无人机上的全景拍摄功能记录下这场大学生太空实验中的点滴。
建筑工人打扮的艾丝黛拉在沙漠中操作着小型随车吊，将火箭缓缓竖起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汗水凝成的珍珠滚过女孩棕褐色的肌肤，昭显着力量与生命的肌肉线条在胳膊上微微起伏；明艳的阳光照耀着她的侧脸，为工作中的健美身姿笼上一层金色的轮廓。干燥的晨风偶尔吹过，从安全帽下露出的几缕乱发交织飘动，仿佛自由的意志随时准备着挣脱束缚；专注的眼神目光炯炯，自黑色双眸投射而出的视线如此清澈，一如她追求梦想的心灵那般无暇透彻。
这就是我的艾丝黛拉，我的孩子，我的小星星。
在我第一次与她相遇之后的第6年，爱做梦的印加公主，已经长成了独立的工程师；在休息室里与数学题孤身为伍的女孩，正与她的同伴一起将理想化为现实。
我不禁发出悠长的叹息，既为了她在工作中所展现的美，也算是对这多变命运的感慨。尽管我一点儿也不想感谢那个愚蠢的听证会，但现在我或许不用担心艾丝黛拉会在突然间离我而去了……
不，不，不，这绝不是一位指导者该有的想法！
真正的老师，只会一同守护学生的梦想，并且在旧的梦想不幸破灭后，帮助孩子们找寻到新的目标。阿莉娅无疑就是这么做的，她不仅教导了我，还救了我。
自私的“庆幸”很快就被我赶出了头脑——至少被暂时关了起来。现在我应该思考的是能够挽救“阿尔忒弥斯”的方法，因为VSI-2000依旧完好无损地存放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地下堡垒中，艾丝黛拉的梦想仍有实现的可能。那孩子是不会放弃的，我们眼前这枚树立在加利福尼亚荒地原野上的自制火箭，也许正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开始。
“喂！妳在发什么呆？想要错过她最漂亮的时候吗？”
露易丝的埋怨声将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所幸无人机的自动程序菜单已经预先设定完毕，在我将之放飞后便于距地面约2至50米的高度区域开始活动，用镜头拍下孩子们工作时的画面。
瓦伦汀娜的方案有着良好的计划性和科学性，而艾丝黛拉每一次都能展现出强大的理解力与执行力。她们俩几乎就是天然的搭档，彼此的配合天衣无缝。除了按照进度表完成所有的安装和测试任务，她们甚至还能省下1、2个小时，到木屋附带的户外篮球场找些机会运动。
女孩们对篮球很热衷，起因是5年前露易丝曾经告诉她们，这种运动项目有助于增加身高。但相比“一对一”之类的高对抗项目，她们俩似乎更喜欢传接球配合的游戏。游戏的参加者必须在高速跑动中准确接到对方的传球，并且在连续运球不超过1次的情况下再将球传回对方手中，最后由率先攻入限制区的那个人上篮或投篮得分。这要求她们不仅具备发达的运动神经，还应当熟悉队友跑动时的步速节奏，从而在传球与接球时做出精确的判断——甚至说是“计算”。
“真有意思。也许她们不想为了玩球的事而吵架吧？合作总比较量要温和得多。”
露易丝的评价不改一贯的调侃作风，但我却认为这对培养同一团队中核心成员间的协同精神大有裨益。孩子们显然清楚什么对她们才是最好的，或者，最需要的。就像她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坚持着运动的习惯，而不像某个书呆子那样在20多年间只懂得埋头在实验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