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莉娅没有埋怨我的不成熟，这令我的愧疚变得更深。在我找到机会向她道歉时，她反倒称赞了我为艾丝黛拉而做出的牺牲。

“这值得我为妳感到骄傲。”她说，“时刻为孩子着想，以至于奋不顾身的母亲永远都是可敬的。”

她在投影中向我展露着真诚的微笑，她的仁慈和宽容时刻都在赋予着我勇气。我想她才是真正应该获得赞扬的人，而我不过是在一时冲动的左右下做了些欠考虑的事罢了。

因为我早于客人们离开萨尼贝尔岛，谈话收尾部分的内容由阿莉娅向我转述。

中国人同样担心我遭到美国政府的扣押。因此她们提议我暂时以度假的名义前往汤加、斐济、所罗门群岛或是别的某个西南太平洋岛国，那里是由中美之间和平条约规划的“中立区域”，政治上不那么敏感，地球上相互对立的国际军事组织——“大陆同盟”和“自由国家协约”对那些小国的内政均没有“指导权”，而相比美国她们同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则更加密切。一旦我加入共同管理委员会的申请遭到华盛顿方面的驳回，或是FBI对我发出了逮捕令，我就能从那些小岛乘坐最早的航班飞往中国所拥有的东南亚领土。

自然，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也属于我可以自行决定的范畴，并非口头协议的一部分。只是她们同样提醒我，假如我“遗憾地”未能加入到计划团队当中，将会使合作成功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阿莉娅在叙述这些内容时尽可能采用了委婉的方式，她一定不希望我太过紧张。史东在参与我们的讨论时同样未作明确表态，仅仅建议我综合各种因素后再做出稳妥的决定，既不更多地刺激华盛顿，也不得罪达瓦拉姆那一方。

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中国人发出的某种威胁，就和要求我们提供科学家这件事本身一样，并不友善。

真正的朋友会怎么对待这件事？我想我再清楚不过了。

“妳不能按她们要求的做！”露易丝是“三人密谋集团”以外唯一一个在起初就知道了事情全貌的人，她的反应就和我预期的差不多。

“当然妳该加入合作计划，”她说。“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否则谁能保证在最尖端的火箭引擎研究领域还能有美国人的位置？而且我原本就不指望妳能安心地留在家里看电视，而把那艘飞船——艾丝黛拉的飞船——交给别人去摆弄。可如果妳真的现在就跑到那些小岛上躲起来，那才是愚蠢地往火坑里跳呢！”

露易丝的想法是，中国人不过是想通过吓唬和引诱的方式对我造成某种骑虎难下的局面，让我在一些人眼中更像是潜在的叛国者。那样一来，她们就有更大的机会将我变成真正的叛徒，吸收到她们布设的网罗当中。

这也是我的想法，我为自己第一次能够跟上露易丝的思考节奏而欢欣鼓舞。只不过这仍然无法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国会有可能拒绝放我走。

考虑到情况尚不明朗，我们一致同意不会将这些私底下的小动作告诉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我不愿让这些孩子把我当作一个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女人，更不希望她们认为自己能够重拾梦想的原因是一场可耻的交易。

幸好孩子们都很纯真，而我又是个善于装腔作势的人。

伴随着不安，我度过了随后的几天。中国人以效率见长，这次也一样。2087年4月5日，由她们的科学院和“天河”计划执行委员会共同出面，向美国政府和NASA发出了在月面定居计划中实现合作并组建“共同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函。皇帝和她的大臣们当中没有一位出现在这份建议书的署名当中，也许对方认为这样的做法能够使这次邀请尽量不显得那么官方化，从而提高其被接受的可能性。

不管她们的初衷是什么，效果在一开始都并不明显。

民主党总统对此不置可否，提议由国会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讨论、研究并决定此事；国会内部则围绕是否要接受中国人的“请求”而发生了争论，只是这场争论在所有人眼中都完全算不上“激烈”，甚至还显得十分沉闷。反对的老调重提，认为这是中国人骗取美国领先技术的阴谋；赞成的也不够积极，虽然承认这是使美国在月球重新拥有一席之地的良机，却也声称“对合作条款应当加以严格的审核，以免滋生弊端”。更多的国会议员处于观望状态，继续保持沉默。就连之前在听证会上对美国科学界不遗余力、大肆打压的一些人，这一次看起来也不急于表态。

常常像鲨鱼嗅到了血腥味那样追逐着新闻的媒体，现在不知为何也变得极其“吝啬”。大多数新闻网络仅在缺乏观众的午间时段为这个消息施舍了几分钟。唯一愿意认真报导一下事情的是FOX，不过他们一贯的保守态度和对中国的固有敌意，只会让舆论变得更不利于合作的达成。

“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马上向太平洋对面的专制主义政权展现出‘自由人’的骨气吗？”露易丝在和我一起看新闻时讽刺道。“首先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那玩意儿，其次他们肯定把中国人的提议当成了甩包袱的好机会。想一想，如果这次交易达成，美国人只用花费不到原有预算40%的钱就能获得在月球定居的资格，为政府节省一大笔开支，还能够狠狠地敲中国人一笔竹杠。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意，我的火箭公主，妳们就快要从美利坚合众国的头号不良资产转变为最有潜力的交易筹码了！”

如此现实很容易就能触伤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但我所期待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结果吗？我几乎等不及要把自己推上拍卖场了，只要买家愿意连我的梦想一起买下。

“他们在玩弄一架天平。”爱德华·史东对我说。“一边是空间探索领域的前途，一边是中国人的钱。”

我提出是否动用一些游说手段来推动此事的进展，而史东告诉我NASA已经有所行动。因为中国人列出的清单上有不少需要美国方面提供的产品——尽管其中有一些并不比她们自己生产的更好——所以许多同我们有着合作关系的科技公司已经见到了商机。特别是其中几家由于“阿尔忒弥斯”计划停摆而蒙受损失的大企业，现在正开足马力动员他们的职业说客来影响国会的判断。

“我们也会出价。”史东说，“他们知道NASA需要这次合作，即使我们装作无所谓。我们……我……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假如他们当中还有聪明人，就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我很想知道，就目前总署的惨淡状况来说，我们对华盛顿的政客还剩下什么样的利用价值。但这个问题无疑有些突兀，NASA的行政长官一定不会想要回答。

由于我刻意的淡化和舆论的忽略，艾丝黛拉对整件事的内幕始终知之甚少。她只是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期待，希望国会能够接过中国人递来的橄榄枝。我们的房子里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天河”计划和“钱学森”号的纸质资料，打印机经常长时间地工作着，那艘锥形飞船的想象图也被贴上了艾丝黛拉房间的墙壁。我经常见到她在夜晚对着手环投影浏览中国人的航天史，甚至于某一天，我在沙发上发现了一本供汉语初学者使用的旧版英汉词典。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相遇之前的那个年代。渴望着登上月球的少女，将其他人弃置在废物堆中的资料视若珍宝。唯一的不同在于，那时被她寄托着梦想的约翰逊航天中心、NASA、JPL和“阿尔忒弥斯”，现在已经被大洋彼岸的另一些事物所取代了。

时代正在以不可逆转的速度改变着，就算是身处帕萨迪纳的一间小屋，我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切。而阿莉娅和史东，前辈们的感触只会比我更深。这或许也正是为什么他们愿意无条件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正如我一直就明白却故意很少提醒自己的那样，这次交易，将会是决定美国人能否在太阳系中继续拥有发言权的最后机会。

之后，NASA开始介入到针对国会的游说当中。史东不让我参与这件事，理由不言自明。与此同时，我的职责则是按照达瓦拉姆通过私人渠道传递而来的名单，联络被中国人认可的北美同行，告诉这群一辈子几乎都生活在实验室里的女人、男人和中性人：他们需要出一趟远门，而且比从办公室到楼下自助便利店的距离更远。

令我欣慰的是，在得知自己能够加入到新的月球计划中时，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激动地表达了渴望之情，有几位甚至不等我完成全部的说明就在投影中唱起了歌。令我头痛的是，他们几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PF Chang's[注1]在美娜多城里有没有开设分店？起初当我如实告诉他们，根据谷歌搜索的结果离美娜多最近的一家PF Chang's位于1173英里外的椰城[注2]，许多人竟然在表示失望的同时声称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所以，这个问题随后改由露易丝来代为回答。

“很遗憾，在美娜多的市中心附近恐怕没有。”金发的坏家伙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说，“不过我想他们一定会有外送服务的——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别担心。”

她用尽可能不撒谎的方式完美地替我解决了最大的障碍，但我却开始担心那些跨越1000多英里的外卖扬州炒饭和左宗棠鸡是否还能保证口感与卫生状况。

总体上，事情的进展堪称顺利。国会中那些公开反对合作的人在一、两周后似乎也失去了兴趣——看来科技公司的院外游说团这一次确实起了作用。

民主党人霍华德·坎伯尔是仅有的一个仍在激烈反对合作方案的政府头面人物。他曾经当过8年纽约市长，在现任总统的上一个任期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眼下则是国防部长。这个70岁的老头身体强壮、精神充沛，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的声音洪亮得就像在军营里点名。听说他有意参加下一次总统竞选，因此需要在美国人心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爱国的强硬分子。尽管他之前和自由党的保守派水火不容，脖子现在却比保守派们更红。他在民主党中的人脉很广，他的观点将影响国会议员们的决定。科技企业的说客似乎一度也接触过他，可是他的主要捐款人都来自金融业，对椭圆形办公室的兴趣看起来也远大于对几张钞票的。

我将担心告诉了露易丝，希望得到一些建议以对付此人，好为合作计划增添一项保险。

不了露易丝却开怀大笑，告诉一脸茫然的我：霍华德·坎伯尔在今天以后就不会再是一块绊脚石了。

她没有给我太多解释，但几天以后我简直要对她奉若神明。

我们再一次在媒体中见到正接受采访的国防部长先生时，他的态度竟然已经从“坚决抵制对手的阴谋”，毫无征兆地转变成了“在充分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空间合作将有助于重振国内经济。”他的这次公开讲话被报导当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有科技股票单价都呈现出了猛烈的上涨势头。

“妳怎么知道他会改变态度？”好奇难耐的我向金发朋友询问真相，“妳去找了个罗姆人的占卜师？还是妳又干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露易丝因此笑得更开心了。“如果妳也和我一样有几个在华尔街当投资经纪人的朋友，就不会对这件事感到奇怪了。”她说。

然后她告诉我，就在霍华德·坎伯尔持续抨击合作计划的那一周时间里，我们的某个“老熟人”——曾经在JPL给我造成过不少麻烦的威廉姆·坎伯尔——霍华德·坎伯尔的侄子，通过私人投资顾问大量买进了科技类企业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当时正因为合作计划受阻、公司前景渺茫而处于连续下跌的状态。“侄子坎伯尔”的交易额超过了2500万共通单位，而获利可能会高达这个数字的1.5倍，甚至更多。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国防部长在这件事中同他的侄子有所串通，但即便是傻瓜也会对此产生联想。

“顺便告诉妳，我也买了一些航空喷气公司的股票，今天早上它们已经涨了30%。”露易丝得意地向我透露，“圣诞节时不想去塔希提岛和我一起度个假吗，亲爱的火箭公主？”

就像我一直认为的那样，我的金发朋友永远能给我带来“惊喜”，虽然其中总有那么一些同样也会令我感到难以置评。

……

又过了两周，也许是因为各方面的利益终于都得到了满足，舆论开始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了。媒体的嗅觉总是最灵敏的，随着新闻中关于合作评估的报导和讨论开始增加，我意识到事情将会产生新的变化；当某一天我从ABC的晚间新闻中听到那几个主持人正在用肯定的观点评价这一机遇，并称之为“开创世界永久和平局面的最佳契机”时，我明白，我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这些夸夸其谈的“演员”们在镜头前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所说的每一个词都取决于往他们账户里打钱的人想要让观众相信些什么。

于是合作的各种好处不断地被报纸和电视堆砌在美国人眼前。它成了为纳税人节约重大开支、缓解财政压力的万灵药；它成了美国高新科技产业起死回生的救命稻草；它成了西方世界重塑价值观的途径和民主制度不会死亡的有力佐证……他们给它加上了无数冠冕堂皇的头衔，赋予它仿佛无穷无尽的优势，只是从没有一张嘴提到梦想——

莱奥纳多·达·芬奇的梦想、约翰尼斯·开普勒的梦想、儒勒·凡尔纳的梦想、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梦想、韦纳·冯·布劳恩的梦想、尤里·加加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梦想、人类的梦想、美国人在一个半世纪中的梦想、我的，还有艾丝黛拉的梦想。

我知道，在西半球的大多数人心中，这个梦想早已死了。

幸运的是，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冥顽不灵并且被理想主义所驱使的人，留恋着过去的童话。

4月底，在我们的翘首盼望中，参议院“太空探索计划特别委员会”终于向国会递交了他们的结论报告书。这样的讨论速度在中国人看来大概慢得不可思议，但JPL内部却为这件事没有被拖上一年半载而弹冠相庆。国会最终批准，在中国人提出的协议草案基础上进行谈判。一名对太空计划抱有支持态度的参议员——德克萨斯州的玛莎·D·威尔逊被委任为谈判小组的首席代表，爱德华·史东以NASA行政长官的身份出任她的谈判顾问。正因为如此，谈判的结果基本不会有多少悬念。既然各利益相关方都乐见其成，那么整个过程也就只会是围绕着大小细节所进行的讨价还价而已。只有被媒体所左右的普通人，才会真的相信代表们“将坚持美国人民的利益优先”这种堂堂皇皇的官方辞令。

与此同时，我和露易丝完成了那份名单最后的确认与整理。因为采用了首先联络“主要对象”、再由他们负责本领域辅助人员的协调，这样高效的处置方式，我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完最多的工作。

全部7个研究领域大项、39个分支小项、125个课题组，总计10599位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以及与心理学、人类学有关的社会学家，自愿加入到合作登月计划中来。受到邀请的人当中，没有一位加以拒绝。

“很久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中国人在教她们的AI怎样照料婴儿和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现在我终于可以去亲眼见识一下这些由东方大家庭文化培育的孩子，究竟有哪些神奇的地方了——说不定我还能亲自感受一下她们给孤独老头带来的临终关怀。”约瑟夫·钱伯勒博士在决定前往美娜多时对我说，“谢谢妳，阿莉娅的小女孩，在我选择用上吊来结束这条老命的前一天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但愿这个风趣的老头只是在逗我玩。听证会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我想中国人不会希望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头号权威在月球定居计划中缺席——就因为我晚了一天打电话。

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不确定因素了。将名单送给史东的时候，我的心情异常忐忑。老实说，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并不确信其中还有多少人会被美国政府阻拦在机场出境处。

中国人在物质方面非常慷慨，她们甚至许诺增加1万亿共通单位的年贸易额度，用来订购美国企业的产品。这次交易过后，2亿5千万美国人也许不会再受失业率的困扰了。可达瓦拉姆和她的皇帝陛下对于“人”却极为吝啬和贪婪，她们几乎从所有相关领域要走了全美国最顶尖的人物。倘若中国人之后真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将我们全数无限期扣留，那么，即使她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去做，只是把我们关进监狱等着我们在无所事事中慢慢老死，美国人的前沿科学也将永远无法再恢复活力。

这样的念头足够显得危言耸听了，而谁也不能保证国会中是否有那么一些人，而他们的想象力就和我一样丰富。

进入5月份之后，事情的进展又一次慢了下来。担忧促使我不断尝试向阿莉娅和史东询问内幕消息，还希望从露易丝那里知道她是否又“碰巧”有几位在国会供职的朋友，能够打听到“特别委员会”在审核名单的过程中是否对某些名字“划了红圈”。

我变得急躁不安。朋友们越是告诉我“一切顺利”，我就越能感到事情的蹊跷之处。理论上，在审核开始之后，应当有官方机构登门拜访，探询当事人的意向并进行一系列的资格调查。然而，这些事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包括JPL的一些受邀同行在内，已经有不少人被通知他们需要配合类似的调查，只有我，仍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中，仿佛被美国政府彻底遗忘了那样。

“现在我还能做什么？说不定他们第一个就把我从名单里踢出去了！一定是这样！”

在向露易丝发出惶恐不安的哀叹时，我的模样恐怕就和一个克拉科夫犹太人在得知自己无法继续为奥斯卡·辛德勒工作后所表现出的差不多。

金发朋友劝我不要为了这件事杞人忧天，因为没有被特别委员会问话的入选者仍然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和我一样，在中国人眼中是“最好的”。

“那些人也可能被否决了！妳根本想象不到国会有多么憎恨我、憎恨科学！”

在我如此抱怨之后，露易丝干脆把我赶到了后院，命令我修剪草坪。我承认自己确实有些歇斯底里，可是人类在恐惧的时候向来和冷静无缘。随后几天里我的焦虑成倍增长，以至于某一天晚上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正跪在床边向造物主祈祷，央求祂施展奇迹，让我能在最近的地方亲眼看着艾丝黛拉实现登上月球的梦想，而不是被困在加利福尼亚的荒凉山谷中。

我是个无神论者！真见鬼！

更令我痛苦的是，在艾丝黛拉面前我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紧张和害怕。我不在乎她发现我懦弱的一面，我只是希望她无须分担我的恐惧。

相对于我的度日如年，实际上由史东主导的谈判却进行得极为顺利。5月12日，消息自谈判地京都国际会议中心——中美两国半个世纪来的传统会场——传来，双方已于当日上午达成最终协议。

未来的联合登月计划将由中美两国按协议规定的内容共同提供所需资源、技术和人力；计划管理委员会将由“受到最广泛认可的”双方人员以等比例参与的方式组成；计划所取得的成就由参与方共享。同时，协议的补充说明中也加入了“中华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一致倡导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旨在为全人类赢得未来的卓越计划，并誓言保证所有参与方在月球轨道、领空、领土及地下空间中，均拥有必要的、合理的、平等的权利”，如此的声明内容。

这一份被简称为《新京都条约》的协议在当天下午获得了中国元老院的一致批准，并于15分钟后由她们的皇帝签署。

我们的参议员又花了一周以上的时间来进行审核与辩论，民主党和自由党争吵的焦点从“美国是否有必要在月球保留一定面积的‘排他性属地’”，转移到了“第三国在加入协议后获得的权利相对于原始缔约国是否应当有所削减”，然后又开始围绕定居点的冠名权和首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争吵不休。

露易丝说，从朝鲜和琉球死里逃生的老兵们现在或许能够明白他们当年遭受的苦难源于何方；而我则认为，中国人现在最无法理解的很可能是：为什么她们花了100年才把这样无能的对手逼入绝境？

参议院最终于5月21日批准了这项协议，并发布公开声明，宣称将保留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提出修正要求的权利。由于第二天就是周末，总统直到5月24日才完成了签署协议的工作。

《新京都条约》随即开始生效。协议内的补充条款还顺带规定了新计划的名称——“月桥”，这是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接受的名字，既不像“阿尔忒弥斯”那样过于西方化，也不似“天河”一般有着太多的东方色彩。

至于我苦苦等待的个人调查，则始终没有到来。5月25日，一封由邮政快递无人机扔到门前台阶上纸质函件通知我：我已经被国会正式举荐，出任第一届共同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整个美方团队的总协调人。出发前往美娜多的日期被定在一个月后，我和所有10599位入选者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和移交自身的现有工作。

艾丝黛拉和瓦伦汀娜也在同一天收到了NASA的邮件通告，获悉她们和原“阿尔忒弥斯11”号的其余所有候选船员都被批准加入到新的联合登月项目中，剩余训练科目将在美娜多航天中心完成。

科学家与年轻人的出发日是同一天，这也意味着我和艾丝黛拉将在大洋彼岸携手迎来新的曙光。

我几乎就要喜极而泣，失去了正常的语言能力，只想抱紧同样激动的孩子再不放开。我们俩像傻瓜一样跳着舞穿堂入室，从走廊冲进厨房，从一楼跳上二楼，再回到一楼，把整个起居室都当成舞台，绕着那张长沙发不停地旋转，房子里除了零碎的脚步声以外只剩下我们那放肆的大笑。当瓦伦汀娜从附近的住处赶来，要将自己收到通知的消息告知她的伙伴时，我们居然一起将她抬了起来，强迫向来认真的领队小姐也加入这场荒诞的游行。

“美国国会万岁！”

我一辈子说过的蠢话里，这一句必须被排在头一位，可现在的我就想这样嚷嚷。不，不仅如此，我还想大声叫喊、用力蹦跳、横冲直撞！仿佛只有这最可笑的方式，才能使我一抒心中长久积淀的痛苦与忧愁。

直到露易丝抱着沉甸甸的购物纸袋回家，我们的胡闹才总算告一段落。

“嘿，淑女们，有谁能来帮我一下吗？”金发朋友站在起居室外的走廊上，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们；而我们三个正像凌乱的落叶那样，横躺在沙发上，气喘吁吁，能够用来回答她的只有傻笑。

没有哪个联邦执法机构再对我提及“个人调查”的事。包括我在内至少有超过30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不明原因的作用下得以免于接受调查审核，直接获得了参与计划的资格。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国会的老爷和女士们突然受到了某种宗教的感召而慈悲大发，就是有人对他们进行了催眠……总而言之，这样的幸运真是不可思议。

我将事情的结果告知了阿莉娅和史东，在庆幸之余也好奇地对原因进行了几种猜测。但前辈们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并未给予我明确的解释，似乎他们也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史东还特别叮嘱我，当务之急是为新的工作做好准备，而非拘泥于已经自人生中翻过的旧画面。

他的口吻越来越像一位热衷于说教的父亲了，我依旧不擅长应付他。不过至少有一点他说对了：之后一个月的工作几乎要把我逼疯了。

虽然名义上我今后仍将是JPL的长期雇员，可我同样必须在离开前整理好自己手中所有的项目资料、处理完毕一切只能由我经手的工作，然后将这些全数转交给我在实验室的继任者。VSI-2000项目的后续改进研究将转移到美娜多进行，我目前的团队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将随我一起前往中国，剩下的人则会转入JPL的其他商业开发项目——他们的转职过程也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还有其他所有动力部门人员的转移和安置，以及实验室研究方向的后续调整规划，都得由我来监督并提出详细建议。

作为JPL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同时得罪了国会、政府和美国人民后不得不逃往他国避难”——外界的许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的副主任，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自己此前因为各种各样的麻烦而在办公桌上积压了多少可怕的工作。

另外还有艾丝黛拉的出国文件。这绝非花上几分钟就能解决的“小问题”，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最麻烦的事。共同生活的这些年来我完全已经忘记了——未来的星舰领航员从法律角度来说仍是一位墨西哥公民。按照中国方面在“土耳其瘟疫”后愈发严厉的入境规定，想要解决艾丝黛拉入境北苏拉威西的签证，我得带上她去中国人在墨西哥城的大使馆才行。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墨西哥当前形同内战的社会状况，美国已经关闭了同墨西哥的边境，而墨西哥海军陆战队和由4个贩毒集团组成的所谓“联合革命阵线”正在首都市中心的街道上激烈交战……除非我们都有超人那样的力量，否则进入那个国家等于是在找死。

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有露易丝。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活儿同教育部门毫无瓜葛，她还是毫不吝啬地向我伸出了援手。“这不过就是些文书工作，我的火箭公主，妳的事业在实验室、在发射场、在太空，不该在纸制品和电子文档上浪费时间。”她这么告诉我，美丽的金发映衬着最骄傲的笑容。

也是她替艾丝黛拉解决了签证的事。当然露易丝也并非像超人那样飞去墨西哥城，她只是找了自己在国务院的某个“熟人”，请对方设法联络了中国外务部，然后请她们在墨西哥城的大使馆送了一份关于办理签证的所需文件清单和登记用的电子表格过来。于是在我们将所有资料上传至对方的工作邮箱后1个小时，艾丝黛拉和受邀参与月球定居计划的29名美国女性一样，成功地获得了为期1年的中国留学签证——附加自动续签条款。

是的，露易丝·斯普林菲尔德，她永远都是我的救世主。我真不知道在离开她之后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但我始终没有对露易丝吐露这份担忧；而向来会抓住一切机会捉弄我的她，也如同收到了某种信号一般，对此事只字不提。

幸好是这样。因为我很清楚，只要她说一句关于“请留下”的话，我或许就再也无法踏出前行的那一步了。

就这样，在一切如常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道别的那一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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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美国知名中餐馆，创办于1993年，提供各种以“文化创新融合”为主旨的美式中餐，在美国，尤其在经常叫外卖的群体当中拥有很高的人气。

注2： 即雅加达，在本作世界观设定中为中华帝国新南亲王领以及爪哇省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