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琴房里，一个少女正站在我的鼓前，用轻蔑的眼神俯视着我。我的身旁，另一位少女一脸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表情，等待这场闹剧新的发展。我的鼓槌落到两米之外，寂寞的躺在一堆音乐杂志里。

乐声断绝，空气凝结。此刻，我正处在风暴的中心。

我是谁呢？

抱歉，可能我们初次见面。

我的名字叫刘俞梁。

男。

29岁，大概，我记不清了。

我的记性这几年以来就不大好。

可能是因为玩音乐，也可能是因为喝了太多酒。

你得原谅我，不原谅其实也无所谓。

·我的出生，说的好听点叫老来得子，说得难听一点，也可以称之为一场中老年人的意外怀孕。

在平辈人里头我排行老六，是家里的老幺。比我先出生的那几个都是男丁，其中年级最小的五哥也比我大上六岁。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始终觉得哥哥们和我不太属于同时代的人。

在后辈眼里，我反倒没有长辈的架子和陈词滥调，常常是那个大哥哥一样的角色。

哥哥们总让孩子喊我六叔，但是孩子们总是爱叫我六哥，这让我特别开心，仿佛他们真的把我当做兄弟看待。

可能因为我最小的缘故，我是家里最受照顾的小弟弟，从小到大没饿过没渴过，上学没被耽误过，脏活累活也一概没上过手。我也没给家里丢人，成了兄弟里唯一的大学生。

该说是幸事还是惨事呢？大学里的一切都没能俘虏我。哲学没有，计算机没有，恋爱也没有。我绕开了一切近似正确的答案，一脚踏空，落入了摇滚乐的泥潭。在大学时期，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摇滚青年”，并以此为豪。

散乱的长发，细碎的胡茬，脏兮兮的牛仔裤，还有不管到哪都要装模作样带着的吉他。

最开始，我是个半吊子的摇滚青年，过了两年，我成了一个半吊子的摇滚乐手。拉上几个在学校、酒吧、音乐学校里找到的同道中人（一群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搞了个乐队。我们在城郊的小村租了房子，白天排练或者出去卖唱，晚上找地方演出，能不能吃饱饭全看运气，房租更是一拖再拖。

生活很苦，但是大家都蛮开心的，即便每天的晚饭都是方便面料包炖土豆这样的东西，我们的热情也不见低落。

也正是我成了乐手这件事，让我和那个孩子关机变得好了起来。

那个孩子是......哦，是三哥的女儿。名字叫刘雨轩。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三哥的臭脾气，她打小就是个郁郁寡欢的孩子。据说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亲戚之间，都和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去。每天就是垮着个臭脸，一个人呆着。但自从我开始玩音乐，她就和我亲近了起来。

说实话，她是好苗子，对音乐的品味和对乐器亲近程度都惊人的好。三哥完全不在乎她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也不打算花钱送她去学音乐，只希望她好好学习，考个好点的大学。但好在他并不反对我陪她玩的时候教她一点音乐知识。估计三哥也对这孩子不合群的性格有些担忧吧，想着即使是我也好，有个人陪她玩总是好的。

乐理，吉他，甚至一些作曲知识，我东拼西凑学来的东西被她一个个掌握。她学的很快，当时的我甚至觉得，如果再过两年，我就没什么能教她的了。

或许是运气不好吧，也可能是能力不足。乐队的状况一直没见好转。直到乐队的主唱搞大了自己女朋友的肚子、贝斯手的老母亲重病卧床。

整个队伍终于无疾而终。

那之后的那段时间......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那段时间可能真的没少喝。

除了酒，就是闭门不出，像发泄似的弹琴和打鼓。不断的找新的演出机会，大多数时候都是失望而归。

时光蹉跎了几年，直到我找不到新的乐队，我终于对玩摇滚这件事断了念想，准备久违的回到哥哥们的身边。为了让自己尽可能的有一个所谓”浪子回头“的模样，我回乡之前置办了一身看上去老土且”正常“的衣服，把发型理成干净的短发。

收拾了一番自己之后，我自己都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

哥哥们很高兴能见我回来，过去几年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去深究。为了庆祝难得的兄弟团聚，他们专门在三哥家摆了桌酒，在席间一个个准备给我介绍工作和相亲。

就在我和哥哥们聊得正欢的时候，那个多年不见的孩子不知何时起已经站在一旁。

没有热情的问候，没有重逢的感动。她先是沉默，接着怒不可遏，当着他爸和全部叔叔大爷一边叫嚷着谁都没听懂的话语一边摔门而去。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和她见面。

后来听三哥说，我在她的童年阶段留下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个留着长发弹吉他的过去的”我“一直是她的某种憧憬。在我不在的几年间，可能那个形象在她的心中越发的被强化和美化了。据说这几年她一直在苦练吉他，期待着这场重逢。

可是没想到，她等回来的不是什么摇滚巨星或者逍遥骑士，而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孩子，一个叔叔们的好小弟，一个在酒桌上曲意逢迎的挂着假笑的好青年。

据说自那之后，她就再没碰过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