Ⅶ
到一九九四年夏天为止,我的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从极端个人化的角度而言——只有两样：文学与足球。看起来就像天使的两扇翅膀一样对称而完美——我经常会这样想，并且每次都会因此而自鸣得意一番；至于那些所谓的“风花雪月”，反而不像旁人猜度的那样和我有太多的关联。
就在那个时候，遥不可及的北美大陆点燃了四年一次的足球圣火。
从中，我见证了马拉多纳宛如一场宗教祭献般的回光返照与末路悲歌，领略了斯托伊奇科夫盛年时期几乎可以催人泪下的左脚定位球魔法，目睹了罗·巴乔仿似基督重生一样的救赎与殉难活剧。最重要的是，我终于确认了四年前产生的那个想法——风中浪子卡尼吉亚将是我一生不变的爱。
那一年中有许多人——尤其是女性——一夜之间便爱上了足球，并且显得比专业人士还要狂热与激越。在这样一种氛围里，我和我的队友们终于不再继续只身孤影，我们历时数载的追逐与迷恋也终于不再因无人喝彩而显得万分滑稽和偏执了。
其实我们对于足球运动本身的理解并不一定高于旁人——比如其他踢球的男生，往往只是狭义地去关注纯技术性的某些细节部分；当然，也没有任何人和事要求我们必须大彻大悟追寻至上之道。我们仅仅是空凭着与生俱来的女性化热情去亲近这种单纯的快乐方式，从巨量的汗水里寻找彻底的安心与放松。
四原是个不大的城市，唯一的重点中学里麋集着本城所有的所谓少年才俊。很显然，我和我的队友们都是从小便熟得不能再熟、并且相互知晓每个人孩提时的各种丑闻的一群人。她们中有许多人直到现在都还是我的朋友，而且看起来这样的关系依然会长久地继续保持下去——实在的，除非彼此一起长大，否则的话你到哪儿才能找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孪生姐妹”呢——并且还是以复数的状态？
毋庸讳言，对于构建一支纯业余球队来说，这一点正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基础。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踢野球出身、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专业”训练，因此既创意十足又毛糙粗放、缺点与优点同样鲜明的半大孩子，其他的因素并没有那么重要，惟有彼此间的那份天然默契才是我们手中最锐利的杀手锏。
因此，我们喜欢脚后跟传球，尽管成功率不高；喜欢大力爆射，尽管常常抽筋；喜欢挑球过人，尽管脚下踉跄；喜欢后场盘带，尽管危险无比。
队名是由我起的——挑战。
其实，在四原的地界上面我们完全可以自称第一——除了因为身体因素的巨大差异而不能与成年人抗衡以外，在同龄人中，这支队伍则得意洋洋地保持着空前绝后的不败记录，包括对异性球队——直到我们逐渐长大和老去，彻底淡出这个圈子为止。那段时光中，所有其他的少年少女只有唯一一个目标——战胜我们，以此来证明这个世上并不存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活剧。所以，这个有些俗气和男性化的队名对于我们自己而言便长久地显得空洞和虚幻起来，反倒更像是对每一个对手的嘲讽。
直到翌年四月，作为四原足协的女子代表队出战省青运会，我们才平生第一次体会出了那两个字本来的涵义——事先谁也无法预料，这种体会将如此深刻而彻骨。
由于本市此前的青运会历史战绩不佳，我们被分在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死亡之组，同组对手包括上一届的冠军，以及另外两支曾经参加过全国性赛事的知名球队。
这样的严峻形势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惊慌失措，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要彻底证明我们的队名仅仅三场比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首战便以八比二大胜卫冕冠军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接着，我们一路高歌猛进，小组赛三战三胜，并带着十五个净胜球的耀眼战绩昂首挺进淘汰赛……有个队友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街上随便拎个人都知道咱国家的男足水平不行，结果怎么都没想到，竟然不行到这种地步——我听说那些被我们欺负惨了的小丫头们的教练基本都是退役的各级前国足，以及那种拿了证的正式教练，谁知道还整不赢我们这些野路子，你们说搞笑不搞笑……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懂足球，不懂“真正”的足球，轻用其锋之后立刻便成为了众矢之的；我们事前更是一点儿都想象不到，那些同自己一般年纪的姑娘们居然早已学会了各种粗野招数和阴险动作，并且运用得相当熟练自如。
于是一路上我们伤痕累累，我们不断减员……甚至就连我们的队长、号称四原第一中卫（不需要加上女子的前缀）、拥有一副足以媲美少年相扑运动员的夸张体型、之前从来都是由她来正面碾压一切对手的后防支柱陈荷同学也在劫难逃。在对方全部前场队员的轮番飞铲和肘击之下，她就像一只泥塑的娃娃一般可怜弱小无助，开场不到十五分钟便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球场，止不住的鼻血牙龈血还糊了一直在帮她紧急处理的我一手一脸……
决赛对手是本省一所著名足校的U-16女队。那时我们只剩下刚好十一个人可以上场，其中我的右踝还裹着三层绷带，左边后卫则是由替补门将客串的……我们仍旧手拉手走上球场，仍旧真诚地向空空如也的四面看台依次鞠躬，仍旧捧着左胸高唱国歌，仍旧在开赛前抱成一团高喊挑战必胜……
比赛的过程以及结果几乎与许多世界级的经典对决如出一辙——火星四溅的对抗场面、令人窒息的攻防节奏、整个赛事最为忙碌的一位主裁判、双方都有的点球、犹如集体颁奖一般不断发出的红黄牌……八十分钟内双方二比二战平，互射点球我们以四比五告负，唯一射失的是最后上场的我——一脚击中了左立柱与横梁的交界。
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很难描述出那一瞬间里自己的全部想法和感受。十八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们有梦、有憧憬、有幻想，还有一路流淌不止的汗水与鲜血；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奇迹这种东西，那么她们便理应在省体育中心那块只有在联赛直播里才看见过的、宛如圣域般的绿茵场中上演一出悲喜交集的小城故事，足以在日后用来显摆和夸耀一生……所有这些情境最终凝固成了我心底的一团无法消弭的巨大焦灼，我只知道，我他妈的最后一脚败坏了这一切，连对足球的喜爱本身似乎也都被败坏了……
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像那些职业球员一样在这种情形下失声痛哭，甚至连流泪的欲望都仿佛不存在一般……同伴们没人抱怨什么，也没有人冲着我怒吼指责，所有的手都只是无言地揉着我的头发……
当晚，全队集体去了一家星级酒店用餐，以庆祝本市足球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带队的体委领导私下里对我说，小姑娘你都入选了本次比赛的十一人最佳阵容，怎么都应该高兴一点儿才对嘛，要不然大家都会担心你的。于是我终于笑了，既然同伴们真的没有在意，那我自己似乎也没必要继续沉浸在自怜自伤中不可自拔。
但终究，我是无法被宽恕的，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上的事很多时候的确有欠必还。
那是高二的暑假，因为一时兴起，我居然独自一人外出旅游。
随便找了一家酒店住下，吃完晚饭后我出去四处闲逛，很快就发现附近有个灯光球场，便信步走了进去。
有一群女孩正在踢比赛，场面看起来还算像模像样，我便站在旁边围观。后来球滚到了我脚下，我用右脚钩起球，左脚颠了几下，再用力一个凌空抽射，球贴着横梁飞进了大门……有一方正好还少一个人，于是我成为了她们的前锋。
十分钟内我连进两球，接着我再次在禁区里获得单刀的机会，却被门将拉倒了。
点球，毫无争议。本方所有人都要我去主罚，我就站到了门前。我突然想起来，自从青运会之后，我还没有射过一个点球，包括平时踢着玩的时候。但我只是摇了摇头，退后几步，助跑，摆腿。
直到今天我仍旧不明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看见酒店大楼横倒在眼前，夜空却在脚下颤抖；远远地传来一声迟疑的脆响，像琴弦一般悠扬。
两个月后我拄着拐杖走出了医院。医生再三告诫我说十字韧带断裂是极为严重的运动损伤，以后最好不要踢球了，最起码严禁参加正规的比赛。不踢球了，我想，这么说天使的翅膀有一只就算是废了。
关于足球，与情书这东西还曾经有过一次重合的契机。
那段时光中我在某些方面大概可以算是一个略显愤怒的嬉皮少女，因此《麦田里的守望者》甫一译介进国内便立马被我奉为人生圭臬，并且还爱屋及乌，着迷于塞林格老头子的几乎所有作品。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便仿照《碧眼朱唇》的文字风格与《献给爱斯美——怀着爱与凄楚》的结尾方式写了一封致卡尼吉亚的信。这封信自然不会真正寄往阿根廷或者意大利，卡尼吉亚那厮自不识汉字，我也没必要为此而自学西班牙语——尽管我认识一位在市文化馆供职并拥有西班牙语专业资历的邻家大姐姐。本来我打算将它作为足球散文投给一些体育杂志，可不少人看了之后都说这东西完全是怀春少女的文风，您老就不要去试图丢人了，于是我只能悻悻作罢。
除了与程栎有关的那个过程，从一九九五年起，我便已经逐渐远离了诗歌的写作实践。我越来越觉得，当代诗歌的背景越来越呈现出一副宛如黑洞般的嘴脸，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一俟深陷其中，都将不可避免地被重重辞藻和层层矫饰的魔幻组合所彻底吞噬，永远无法到达可以自我把握的彼岸，而本质的意义却早已在视界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自从约瑟夫-布罗茨基以来，诗歌终于完成了最为彻底的蜕变，所以离我这样的肉眼凡胎就愈加遥不可及了。
初中时我写过不少小说，大多都有些赤裸裸的色情倾向——青春期的特有产物，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不值得多说。后来我的小说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套路，总是与我本人的真实经历有所牵扯。因为现实中我的生活乏善可陈，缺乏那些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而且我敏锐地预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可能是以后的全部时间之内，自己大概都是没有机会参与什么史诗级的重大事件的；所以，我的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在进行正儿八经的文学创造，毋宁看作只是在部分地重构自己本身的生命而已。或许这种重构才算得上真实——世俗表相之外的另一种与内心关联的真实。
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一帮翩翩少年和妙龄女子。他们总是有着忧郁的刘海，总是在一所平淡而怪异的学校中慢慢长大，总是不食人间烟火般单纯地谈情说爱，总是在走出校门后才发现原来“爱”一直都是这个世界永恒的缺失，总是把才子佳人的陈旧范式一遍遍上演，直至在一个个物欲横流的后现代都市中归于寂寥……他们总是眉清目秀，多愁善感，把亲吻和泪水奉若神明；他们总是爱好牵手，徜徉，在萍洲侧畔凝看千帆过尽的风景；他们总是言语粗俗，玩世不恭，在追求官能刺激抽烟酗酒嗑药滥交的社交装甲下深埋着困顿忧伤的心；他们一般情况下总是干净清爽铅华尽洗轻衫翩跹，偶尔也会满头华彩眼眉乌黑招摇过市；他们总是有着隽秀和诗意的名字……他们从未来过，也不曾去过，偶然间在那些断续的文本中投射下或黯淡或高光的一抹映像；他们也许都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的镜像与替身，也许一个都不是。
一九九六年四月中旬，我完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我的主人公们总算第一次拥有了完整的人生，尽管这个人生并不悠长。她们在校园里长大，又像风一样散落天涯；在耗尽一生的颠沛流离中，她们祭奠了所有的前路、希冀、健康和信仰，就仅仅只是为了几句孩提时代的幼稚许诺和与生俱来的傲岸不甘。然而，她们以生命完结作为代价，最终在江水中溅起的花朵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丽；因为最大的误会就在于她们始终没有真正明白爱为何物，总以为非得要在爱恋中掺杂进一些轰轰烈烈悲悲戚戚关山隔断锦书难托一去数载经年重逢才算得上唯美——当然，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就没弄明白，于是她们的倒霉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同窗们对此褒贬不一，但都只是流于形式，关注于那些有时流光溢彩有时晦涩难明的语词，没有人看出我浅薄的用心良苦。
程栎说你实际上想写的是那种假想型自传是不是？我说你脑子进水了啊，才十几岁的小丫头片子，有啥资格搞自传？她说这你可骗不了我啦，你写的就是我们俩，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我笑了，说你真是病得不轻，居然想这么早就死，但恕姐姐我不奉陪哈。她说神经病才想死，我同样不喜欢，哦不，讨厌你弄的这个结尾！她们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绝世罪人，最起码也要有一方能活下去吧？我说一块儿嗝屁不也挺好的嘛，就算到了下面也不会再分开了。最后她说话是这样说，但她们还这么年轻，太不划算了。我说其实呢，在年轻时死掉也是一种幸福啊，这样留在别人记忆里的永远都是你最美好的样子，也就没人知道你七老八十后会变成啥样了……你知道瑞凡-菲尼克斯吧？他就是典型代表。
这是程栎唯一一次同我稍微正式地讨论我的作品。我想她和别人一样，不明白我真正想表述的是什么，但这并不影响她没事时反复阅读这篇小说。也许我还真的写出了一些蛊惑人心的东西，她总是说多看几遍就能体会出一些莫名的美好。我曾经听见她跟别人谈到西藏旅游的话题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小说里的一句相当矫情的原话——拉萨的天空永远是澄蓝的，永远，就像哈得斯纯净忧伤的眼睛。
曾经有个女生告诉我说，你这部小说里尽管故意夹杂了许多粗话脏字，但骨子里还是太干净了，而干净往往就是缺乏力量的代名词。于是这个评价引发了我对于自己的文学历程的一番小小的思索和自省——最终我赫然发现，力量、信仰和精神等等东西从来就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题旨。
坦率地说，对于小说乃至整个文学世界，我一直缺乏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理性思索、专业基础和理论认知。我只是稀稀落落地听说了一些晦暗无光的名字——这些名字即便拥有某种历史荣耀，这荣耀也绝对与传统以及流行永远无法和解；我还阅读过好些诘屈聱牙难以卒读的文字——它们在形式多样的重重迷障后面却总是无一例外地展示着真实而残酷的悲天悯人……因此，我的作品里总是笼罩着它们不朽的死魂灵。
这不奇怪，十年前的邓小华刘勇马原孙甘露等等前辈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然而，要是因此便断言我根本没有独立性的写作内涵，那肯定是一种扯淡。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全部想法概括起来其实只有唯一的一个——真切记录下我正在经历的学生时代。那个时代是微妙的，复杂得近乎琐碎、纤弱和敏感，甚至到处都充盈着病态；然而浮沉在其中的个体心灵却鲜活无比，这鲜活又那么地互相隔阂离散，除了自己无人能会登临意……
据说真正的顶级作家从来都只会去描摹真正沉积于自己血脉里的东西，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也乐意去实践效仿；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具体操作起来才会发觉，连接近任何一个最起码的“个人历史真实”都是一场无比艰难的心灵搏杀，更遑论张开双臂去切实拥抱那些真正沉积于血脉深处的巨大块垒。
所以一方面，我总想在笔下凭吊自己永不再返的少女时光，给即将终结的校园历程写下一些纷纷扬扬的挽歌，因此我刻意在作品中加进了太多罂粟般的色彩，让他人与自己一起沉醉，梦里不知身是客；而另一方面，当真去按照原样抒写生活的实际真相又是一件既困难又残忍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无法忍受从记忆深处再次逐一翻阅的阵痛，无力再去重新抚摸那些大大小小的伤痕和瘢点……
总之，审视往昔的种种不堪固然是一种折磨，天生的才情所滋生的自我表达欲望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折磨？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中挣扎了这么些年，我居然始终没有落得一个歇斯底里的下场，想起来都觉得可喜可贺。
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写完之后很久，我才确定下题目——《江上有莲生》。这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图，只不过故事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同一条江边，乍一看还真有点儿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寓言式色彩，足够用来唬住大多数人。